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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5月，霍英東赴瑞士蘇黎世出席國際足聯75週年紀念及國際足聯執委會議。他在會上要求阿維蘭熱在處理中國入會問題時態度一定要堅決，並且到表決時以簡單多數票方式。會上，阿維蘭熱發表宣告：希望能在1980年解決中國入會問題，並且希望下次執委會在中國舉行。3個月後，霍英東、霍震霆、朱玲玲就陪阿維蘭熱率領的國際足聯訪問團到北京，與中國洽談中國入會的問題。阿維蘭熱一行返國途經香港時，霍英東還特意請他們到家裡做客。那時，正巧香港足球總會新會址落成，阿維蘭熱還應邀為新會址主持開幕式。

按阿維蘭熱所言，1980年內要解決中國入會問題；加上自己事前已遊說不少代表支援，故而霍英東原先也覺得他主持起草的議案會順利被表決透過。

但幾天前的國際腳踏車協會，僅以一票之差透過中國入會，霍英東由此得知臺灣仍然有不少支持者，不能對他們掉以輕心。國際足聯基本上是歐洲人掌權，會議代表也以歐洲人居多，故歐洲代表是各方面都力爭的物件。

中國臺灣代表向歐洲代表遊說，認為臺灣方面可以改“中華民國”的名稱，但無必要在議案加上“不能掛國旗、奏國歌”這一句話。歐洲代表也大多表示同意。

霍英東聞說此事，甚為擔心，他很清楚，不加上“不能掛國旗、奏國歌”一句，客觀上就是仍然承認“兩個中國”。他向大會建議：臺灣既不能沿用“中華民國”之名，當然也不能沿用以往的“國旗”和“國歌”，這在國際奧委會已有先例，臺灣只能仿效奧委會做法，另制一旗，另選一歌。

經霍英東據理力爭，歐洲代表也覺得言之有理。最後由國際足聯負責人親自出面，與臺灣代表講清楚，臺灣代表無話可說，只好眼巴巴看著自己的“國名”、“國歌”、“國旗”被國際足聯修改。

中國加入國際籃聯的情況，與加入國際足聯的情況甚為相似，也經歷了不少風波。霍英東曾為此四出斡旋，縱橫捭闔，當中經歷的每一件事、每一個細節，霍英東仍然記得一清二楚。他介紹說，有一次，國際籃球聯會秘書長威士特鍾士（音譯）到香港來，他盛情邀請威士特鍾士到家裡做客，但對方卻說：“你請我吃飯，這沒問題。但有一個條件，你不要叫我把臺灣踢出會！”霍英東就說：“好，大家就不要談臺灣問題！”

威士特鍾士向來是親臺反共的，但在霍英東等人的遊說下，最後還是幫助中國解決了國際籃聯的會籍問題。但臺灣方面不甘心，為此策動一些國家的代表，另搞了一個籃球單項的亞洲組織，推舉韓國代表為會長，意圖與國際籃聯對著幹。

霍英東聞訊後連忙趕去韓國，向韓國有關人士提出，若要成立這個新組織，必須得到亞洲各國、各地區代表的支援，並須以投票方式表決。韓國方面迫於各方壓力，不得不接受霍英東的提議，但卻要求用通訊投票方式表決。霍英東擔心有人會藉口收不到票，製造新的麻煩。於是，他親自出馬，到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向各地代表遊說，並把投票收集起來，直接送往韓國。在一張張反對票面前，韓國方面理屈辭窮，只好放棄這個組織。

中國臺灣入稟英國法院告國際羽聯

霍英東儼然一個“體育大使”，為中國加入世界體育組織問題，在世界體壇縱橫捭闔。

在國際足聯解決中國和臺灣的會籍問題後，1981年，霍英東又邀請世界羽聯和國際羽聯的代表到香港來，就這兩個國際羽毛球組織誰是誰非、或分或合的問題進行談判。

其實，這兩個國際性羽毛球組織同時存在，霍英東就是始作俑者。霍英東致力於恢復中國在世界體育組織蓆位的體育外交風雲故事，其過程峰迴路轉、風起雲湧、高潮迭起，而當中最曲折艱難、最精彩的，當是羽毛球方面的經過。以致多年以後，當霍英東再次向我講述這段往事時，仍然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講得滔滔不絕，興致盎然。

1975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