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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20世紀70年代後期，王匡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時候，當時的香港行政局首席議員簡悅強，曾經當面對王匡說：“霍英東走私……”但王匡當即嚴正駁斥說：“那是誹謗，霍先生那時運送物資到內地，是一種愛國行為！”

據說，諸如此類的事那時候曾有過幾次。此事看來有些蹊蹺。港英當局雖然歷來認為霍英東的那段經歷是“走私”行為，且有備案，但一直沒有公開就此表態，那為什麼在80年代初翻出“舊賬”，其意如何呢？我曾就這個問題問過霍英東，但他沒有直接回答。

放棄獨力發展信德中心事出有因

應該說，港英方面在那時翻出陳年舊賬，是有其意圖的。

那時，霍英東與內地的密切關係已公開化，他既在內地捐資、投資，而且還被中國政府重用，開始在全國政協、全國人大這兩個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和議政機構出任委員、代表。霍英東是中國政府開放後，最早在這兩個國家機構任職的香港人之一。

可以想像，長期歧視霍英東的港英當局，是不願看到霍英東在中國政府架構中大放異彩的。那麼，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港府官員在那個時候向新華社官員多次提起霍英東的事，用意可能有兩個：一、不希望中國給霍英東那麼高的禮遇；二、試探中國對霍英東那段朝鮮戰爭經歷的態度。其中，又以第二點的可能性最大。

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的角色已非常之重要，加上中英兩國政府官員那時已開始就香港的前途問題有非正式的接觸，故而港英政府不能不在一些問題上慎重考慮中方的意見，與中方保持溝通。至於霍英東，港英方面，向新華社官員進行試探，若中方對他們的說法強硬地反對，而對霍英東堅決地支援，他們可能就會因此重新調整對霍英東的態度；否則，港英政府繼續歧視霍英東，甚至對霍英東有所行動，這並非完全沒有可能。

而後，霍英東在中國政權架構中步步高昇，並晉身為國家領導人之列。一般理解，到此，小小的港英當局，若想動搖一個泱泱大國的領導人之地位，或想對他有不義之舉，那又談何容易？

至於那個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曾指霍英東“走私”的前行政局首席議員簡悅強，卻已經在1979年退出香港的政治舞臺。

簡悅強之父是東亞銀行創辦人之一的簡東浦，其家族曾有多名成員活躍於香港政壇，故而素有香港“政壇世家”之稱。而在英國接受教育、律師出身的簡悅強，自1957年晉身立法局，“六七風暴”期間他曾極力支援港英當局武力“鎮壓”左派工人，並接替親中的利銘澤成為行政局首席議員。後來，他又兩度獲英王封爵，成為香港有史以來獲英王頒授最高榮銜的華人。20世紀70年代，他隨港督麥理浩訪京後，預知香港主權行將易主，因而退出政壇，從此隱居。

簡悅強家族是英國殖民統治的典型產物。他無奈退休之日，正是他和他效忠的港英政府所歧視的霍英東開始崛起於中國政治舞臺之時。一退一進，客觀上與英國殖民勢力逐漸淡出香港緊密相關。

簡悅強和霍英東這戲劇性的一退一進，正是時也勢也，用廣州方言來說，就是：今時已不同往日。

雖則如此，但霍英東至今仍然沒有完全擺脫因港英政府歧視而造成的陰影，從1986年他發展信德中心一事就可見一斑。

霍英東先生的一位助手曾經對我透露說：“信德中心本來是他打算一個人搞的，但後來沒有把握，於是叫李嘉誠、郭德勝、鄭裕彤等人合夥。他並不是沒有這個能力，並不是沒有錢，但覺得風險大，因為港府對他有看法……他並不是對地產沒有信心，而是透過海軍船塢的拍賣，覺得英國政府歧視他。”

後來，霍英東也向我證實說：“做生意，不一定要講賺多少錢，而是要考慮承擔的風險有多少。那時，發展信德中心，覺得有風險，就多找幾個人，也是為了減少風險、分散風險。”

為何盛情接待訪問中國的英女皇？

1986年10月，英女皇應中國政府之邀訪問中國。饒有意味的是：幾乎是同一時間，香港這一邊，霍英東因為擔心港英當局對自己實施“迫害”，而放棄一個人獨力發展信德中心；廣州那一邊，他卻盛情接待到訪的英女皇，表現得很熱情。

霍英東得知英女皇一行到廣州時將訪問白天鵝後，就特意安排霍震霆到北京一間工藝美術廠，訂做一件精美的工藝品，上面鑲印英女皇加冕時的肖像，準備等英女皇訪問白天鵝時送給她。當中出現了一個小插曲，一名記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