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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少數總統在別人的政府裡本可以成為一個第一流的國務卿，肯尼迪便是其中之一。他表現在外交事務方面的興趣、精力、經驗和膽略遠遠超過了他對所有其他各個部門的表示。象麥克米倫、戴高樂、赫魯曉夫和當代的大多數政府首腦一樣，他認為和平太重要了，不能光交給外交官去處理，他必須親自掌握外交政策的制定。一個象艾奇遜、杜勒斯或查爾斯·埃文斯·休斯那樣慣於維護自身的堅強領導的國務卿，是不會如臘斯克那樣地同肯尼迪和睦共事的。另一方面，彬彬有禮、謙和莊重的臘斯克幾乎過於隨和地聽從白宮的倡議和干預。他為人沉著平靜、謙恭有禮、小心翼翼，在記者招待會上，他從不明確表態，而在同國會保持的絕好關係中，他也從不鋒芒畢露。他精明而博識，但是從不傲慢自大，他措辭用字冷靜而謹慎，總避免同平淡易懂的推理不必要地糾纏不清。肯尼迪認識到臘斯克是一個埋頭苦幹的人，一個見多識廣的談判能手和一個經驗豐富的外交家，所以很喜歡他這個措辭簡潔、不唱高調的國務卿，儘管他始終沒有叫過他“迪安”。反過來，臘斯克對總統也是絕對忠誠，全心全意地為實現總統的目標而貢獻自己的一切。

他的忠誠是早就得到證明了。在新舊總統交替的過渡時期，我曾一本正經地把我們從一份哥斯大黎加的報紙上剪下來的材料交給他。這是一份在該國的愚人節那天刊登出來的材料，內容是一張假照片和一篇新聞報道，說當選總統肯尼迪“在赴”棕櫚灘的途中，曾在聖約瑟停留了一下，答應給予哥斯大黎加一筆數目特別大的外援贈款。臘斯克看了看這份虛假的剪報材料，嚴肅地點點頭說，凡是當選總統承擔的任何義務都必須遵守。儘管他隨後也表現出來具有一種捉弄人的幽默感，但是當我向他講明這是個騙局的時候，他顯得比較放心而不是感到好笑。

臘斯克的優點也就是他的缺點。總統有時也希望他的國務卿——他發現國務卿的意見在表達出來時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會更大膽地維護自己的觀點，更直率地提出解決辦法，更經常地對五角大樓的計劃提出富有想象力的代替方案，並且更有力地管理國務院（在國務院他的下屬中，有四個並非由臘斯克親自挑選來的前州長）。臘斯克有時則似乎太急於駁斥人們關於國務院太軟弱無力的指責，而去接受國防部的強硬主張，國務院顯得軟弱無力。肯尼迪感到，總統和國務院往往太不知道國務卿的看法了，而且不論在公眾的心目中還是在同國會的交鋒中，臘斯克往往也並不象他的大多數同僚那樣，跟總統一起分擔有爭議的決策所激起的批評。國務卿對另外一種批評——針對國務院官僚政治一再表現出來的缺乏創見的批評——倒是幾乎過於沉得住氣了。

洛維特和艾奇遜都曾極力推薦臘斯克。肯尼迪以前從沒有會見過他。他把這位前外交官從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一次會議上找了來——臘斯克當時是該基金會的主席，在會上剛會見了基金會的理事狄龍——同他簡短而有點籠統地談了談臘斯克寫的一篇文章“論總統”，第二天便打電話給他說，國務卿一職就是他的了。

同有些新聞報道所說的正相反，總統始終沒有為挑選臘斯克當國務卿而感到很遺憾。實際上，他對臘斯克面臨新聞界的一再猜測，說他會被降職一事所保持的容忍態度感到十分欽佩。肯尼迪既沒有把臘斯克降職，也並沒有希望在自己開始執政時任用的是他原來考慮過而逐步排除掉的任何一個別人。有人告誡過他說，他不能起用狄龍當國務卿，因為狄龍是個共和黨人；不能起用邦迪，因為他還年輕；不能起用布魯斯，因為他已經是政界元老了；也不能起用富布賴特，因為他在種族問題上持南方人的立場。（在提到過的其他人選中，史蒂文森、鮑爾斯和本奇始終未被認真考慮過，洛維特則拒絕接受這個職位和任何其他職位。）肯尼迪認識到，臘斯克的謙虛謹慎的品質在他這種內閣裡是利多弊少的，而且這種品質把公眾並不總是知道的許多品德和才幹都隱藏起來了。

道格拉斯·狄龍成了肯尼迪的財政部長。他曾是艾森豪威爾的副國務卿，如果尼克松當選的話，很可能會被挑選了來當國務卿或財政部長。他的接受這個職務使兩黨的許多領導人都感到惱火，但是卻使金融界的許多領袖們感到放心。民主黨參議員艾伯特·戈爾反對說，在美國需要推行大膽的經濟政策時，狄龍只不過是一個“一團和氣的老好人”。（兩年以後，狄龍領導著爭取推行至少是十五年中最大膽的經濟措施的那場鬥爭——減稅——而戈爾卻站到了反對的一面。）

雖然比起內閣中的任何同僚來，狄龍更有可能抵制或推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