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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位決戰前夕的將軍。“羅邁同志，你對當前的國內政治形勢有什麼看法？”

羅邁有些惶惑。他知道，自己無論怎樣回答，都會淺得可笑。而且，康生根本不需要回答。

“應當看到，新中國並不平靜。有那麼一些人，在磨刀霍霍，伺機向党進攻。他們不會甘心失敗，他們會懷念失去的江山！解放七年了，可以說，這場鬥爭，沒有一分鐘平息過。蔣介石還在臺灣，虎視眈眈；大陸上，還有他們留下的殘渣餘孽，遺老遺少。一有機會，他們就會興風作浪。”康生以極為嚴峻的口吻語重心長地說：“因此，我們也不能睡大覺，要準備戰鬥。這是在另一個戰場上的、不流血的戰鬥，卻會更尖銳、更復雜，也更殘酷。昨天我見到毛主席了，他也說，不能睡大覺！”

他的樣子像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言，沉著，嚴肅，平緩的聲音也顯得格外有力。

“是的，康生同志，是的。”羅邁認真地點著頭，彷彿是在接受大戰前夕的使命。康生同志對他——一個小小的副處長——一下子講了這麼多重要的話，使他連呼吸都覺得分外沉重了。

“現在，”康生踏著絨絨的織花地毯，站到了辦公檯前，凝視著臺上的一部暗紅色的電話機說：“文化界、學術界，都有一大批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講怪話，煽動不滿情緒。尤其是一些舊社會留下來的遺老遺少，正在不遺餘力地向黨內滲透，腐蝕我們的幹部，這問題就更嚴重了，我考慮，讓你到文化部去工作一段時間。去了以後，重點是摸情況，做到心中有數。你知道人為什麼有兩隻眼睛、兩個耳朵，卻只有一張嘴麼？那就是要人們多看，多聽，少說話，平時說得太多，到該說話的時候，就沒話可說了。”

“是的，康生同志。”羅邁連連點頭。

“要特別注意那些表現特別積極、特別主動的代表人物。這些人很具有迷感性，腦子裡有一套歪理論，能講、會說會寫，因此影響力也特別大。這樣的人物，政府裡、民主黨派裡、學術團體裡、大學裡，都有一批，不可低估他們的能量。要能夠識破他們的嘴臉，在時機成熟的時候，給予狠狠地打擊。但是，現在還不到時候，要等他們充分表演、充分暴露。你去了以後，第一步是先要得到他們的信任，讓他們失去戒心。有什麼情況，隨時告訴我。”

第二天，羅邁便到文化部上班了。

幾乎沒有人注意到他的到來。在文化部這樣的大機關中，幹部調動是經常性的事。他為人樸實、隨和，騎一輛很破的腳踏車上下班，穿著補丁的褲子，中午在機關食堂吃飯，總是吃最便宜的飯菜。張伯駒雖然同他談得不多，卻對他印象不錯，甚至為共產黨中間有這樣的幹部而高興。

十

1957年，夏。

大規模的反右鬥爭，隨著天氣的炎熱，也一天天地推向了高潮。

算總帳的時候到了！

一切，都是深思熟慮的，經過充分準備了的。

4月，中央下發了關於在全黨進行一次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號召各界給黨提意見。態度是認真的，也是誠懇的。

許多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的人，紛紛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應當說，這些建議並不是都對，可能很片面，也有些偏激。與此同時，也有極少數確實是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不滿的人，認為機會到了，打出了“輪流執政”、“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成立政治設計院”的反動口號。

立時，形勢分外地嚴峻了。

人們的傳統心理，開始潛在地發生作用。

於是，魚龍混雜了，一小撮變成了一大撮，變成了一批、一大批。

每天，都有許多羅邁那樣的“忠誠的”幹部，向中央報去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動態。他們確信，報得越多，越能夠表現忠誠。對這些殘渣餘孽，不但要毫不客氣，而且要一網打盡，留下一片乾乾淨淨的土地與藍天。

康生果然沒用錯人。

在羅邁整理出來的“文化部右派分子活動情況彙報材料”中，密密麻麻地開列了一大群人的名字和他們的言行錄。羅邁工作認真而審慎，他開列的名單，分成了三大類：極右分子、右派分子、偏右分子。蒐集的“反黨言論”，不但有現在的，還有以前的。時間、地點、證明人，清清楚楚。

張伯駒被劃在中間那一類裡面。

他的右派言論有這樣一些：

“一九五六年十月五日。中午，在部機關外籃球場，張對秘書處的趙文中說：既然講了民主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