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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有三大隱患，一是梅克爾只是一個戰術專家，自己本身就讀不懂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雖然他的戰術課很成功，從地圖到沙盤到現場，都可圈可點。但那也只是培養了一批團級水平的指揮官，導致日軍單場戰鬥可以打得漂亮，遇到國家級戰爭必輸無疑。二是招收的學生都是從陸軍中學、陸軍中學、陸軍士官學校一路考上來的學生，只有他們才能在陸軍大學10％的錄取率中勝出。不過，這些學生從小就是在軍隊環境里長大，不瞭解社會，也不懂政治，學的是打仗，會的也是打仗，一旦他們走上領導崗位，又沒有力量能制約他們的時候，他們能幹出什麼事情，那是可想而知的。三是陸軍大學沒有輜重科目，這就形成了後世日軍不重後勤輜重、軍紀敗壞的惡果。

陸軍大學校1882年建校，1883年開始招生，1885年開始有畢業生。開始的十幾屆每屆只有10人左右，到1899年第13期（由於甲午戰爭停校兩年）開始，才穩定到每屆40名左右，到1909年第21期開始，增加到50人左右。以後一直到1941年第54期，畢業生規模才開始擴大起來，1945年最後一期第60期達到120名，之前的第59期是199名。就是說，60年中只有3000左右畢業生，平均每年只有50人左右能當參謀。而日軍又規定了只有陸大畢業才能當參謀，這就形成了日本陸軍中樞首腦全部是參謀出身的特有現象，因為只有參謀才能爬上去。

在外國人看來，軍隊屬於政府領導，軍隊的參謀只是主官的幕僚。所謂參謀不帶長，放屁都不香。就是帶了長，又能怎麼樣？但日本就和別人不一樣，軍隊指揮政府，參謀指揮主官，少壯派軍人習慣於下克上。這些畢業於陸軍大學校的參謀們，把中國大地當成了他們建功立業的樂土，肆意妄為，掀起了一陣陣腥風血雨。

這個時候，日本政府內閣設有陸軍省、海軍省，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就是俗稱的陸相、海相，都是有現役陸軍、海軍代表性將領擔任。如果政府的決策不符合軍方的利益，這兩個人一辭職，只要軍方不再派新的人選去擔任陸相、海相，內閣自然就垮臺了。因此，日本政府內閣是世界上最容易垮臺的內閣。

日本軍國主義鼻祖、日本侵略擴張的源頭性人物山縣有朋，就是沿著參謀總長——內務卿——參謀總長——首相——法務大臣——樞密院議長——首相的道路，最後集政、軍、警、官的權力於一身。

在建成軍國主義體系後，山下有朋提出了做“東洋霸主”的目標。

山縣有朋死於1922年，生前除了是個軍事官僚外，還做過日本政府第三屆、第九屆兩任首相，炮製出臺了臭名昭著的《治安警察法》，壞事做絕。他一生對日本最大的貢獻，就是他的死。用自民黨第二代總裁、日本首相、先總理周公恩來的朋友石橋諶山的話說，那就是“山縣之死就是對社會的貢獻”。

山下有朋死後，日本軍國主義已經成型，他的徒子徒孫進一步完善了日本的大陸政策，將霸佔朝鮮、攫取滿蒙的目標逐一實現。這個時候的日本，已經陷入了對外擴張、懲膺支那的瘋狂迷亂中。不要說是軍部那些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了，就是普通百姓大多數也都瘋狂了，他們期待天皇、軍部、皇軍勇士擴大侵略，為他們帶來更大利益。如果還有人保持一絲清醒的話，那麼他必將成為日本人眼中的絆腳石。

現在，日本人的目光餓狼一樣，緊緊地盯住了華北。

該來的總是要來的。

日軍繼挑起華北事變後，沒有停步，一方面加進拉攏分化宋哲元冀察政府，一方面積極備戰。備戰主角就是華北駐屯軍。

到了1936年，日軍少壯軍官發動“二二六事件”，雖然很快被鎮壓下去了，但後果非常嚴重，它是日本近現代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這個事件一是誘發了日軍的“肅軍”運動，二是導致了廣田毅內閣上臺。廣田毅幹了兩件事，一是在軍部威迫下，恢復了已經廢止的軍部大臣現役制，二是與德國簽訂了“德日共同防共協定”。雖然這個協定是日本駐德武官大島浩少將揹著政府搞的，等外務省知道已經過去半年多了。歷史上，戰後作為文官的廣田毅之所以被列為甲級戰犯處以絞刑，就是因為他乾的這兩場事情的後果就是戰爭。“從二二六事件”開始，政黨政治徹底退出日本政治舞臺，政府淪為軍部的一件工具。軍部帶領日本全力以赴衝上了侵略戰爭的不歸路。

華北駐屯軍，原來叫“清國駐屯軍”，因司令部設在天津海光寺，又叫天津駐屯軍，是日本在義和團起義後根據《辛丑條約》，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