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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選擇的地方，竟是如此淒涼：列車窗外是泰加森林，無邊無際的森林。每十公里左右就有一座集中營，大概是現代的罪犯集中營而不是政治集中營。上下車的人中有些形跡可疑，他們穿灰布工裝，留短髮。旅客們正在議論，說最近大赦了一批罪犯，大家應該小心自己的東西。我只有一個運動包和一個裝錢及論文的小包，豈不很容易照看？但我未能看祝兩個包都被人偷走了，錢、學生證、論文全丟了。火車就要到站，怎麼辦？我急得團團轉，束手無策。幸喜護照和五盧布鈔票還在上衣口袋裡。我決定，無論如何也要闖一闖，決不能空手而歸。

下車後，我很快就在學校裡找到了我的學術偶像，一個頑固的老頭。我們就在課間站在走廊裡聊了一會兒，他讓我第二天上午十點到他的實驗室去。

我一邊離開學校，一邊想著我此行的命運：在十分鐘的交談中沒有看到他一點笑模樣。

實際上，他懷疑我，很不情願同意會見，起初他說就在走廊裡談談算了，我堅持至少要談一個半小時，他才同意了明天的會見。現在我發愁是如何擺脫眼下的困境。即使發電報，也不會有人給我寄論文影印件來，這意味著只能完全取決於我跟他談的結果，而且還得假定談話是嚴肅認真的。此外，還有令人憂慮的生活問題：我怎麼回家，怎麼找回失竊的學生證，怎麼用這僅有的五盧布維持生活？

我找到車站派出所，告訴他們我坐的是哪次車，哪節車廂，還給他們看了火車票。我告訴他們，一旦發現我的論文和證件就立即還給我：有時小偷只要錢而把這些東西隨手扔掉。

他們答應了，而且應該提一下，兩個星期後他們真的把我的論文和證件給我寄到了列寧格勒。小偷把它們恰好丟在我坐的那節車廂的門口，要是當時想到問一下列車員，我就不會兩手空空地去見老頭了。

我到郵局給我父母發了封電報，讓他們儘快給我寄些錢來，然後我就去了旅館。我在普通客房租了個一盧布半的床位，而且還得預付款。一間房裡住了六個陌生女人，我還得集中精力準備明天的會見。怎麼辦？我出去在街上轉了一個半小時左右。感到很冷，於是我去一家咖啡館取暖，要了杯咖啡和一塊蛋糕，一坐就是一個多小時。女招待開始以不滿的眼光看我，我只好又要了點別的。然後我去電影院看了部偵探片，看電影時，我實際上還是在想自己的事。我再也無錢去別的地方了，所以我用最後一點錢買了包香菸就回旅館了。我早早地上床，卻難以入睡，翻來覆去，一直到快天亮時才睡著。結果我第二天早上起晚了——你們知道，我沒有鬧鐘。九點半我才醒來。而到學校有半小時的路程。因為昨晚錢都花光了，我連坐公共汽車所需的五戈比硬幣都沒有。天啊，怎麼辦？我爬起來，簡單梳洗了一下，但感到十分絕望：這是怎麼回事埃我衝到了街上，去學校的汽車站就在旅館旁邊，汽車正要開動。好像被什麼東西猛推了一下，當車門正要關上時我飛身跨了進去。哎呀，我想，我可是第一次坐車想不買票。

我坐在那兒，哪兒也不看，心裡十分緊張、害怕。突然，在學校附近的一站，我看見老頭兒正從前門上車。他像木樁子一樣站得筆直，在晨光中，他的臉顯得灰白，而且很嚴肅，眼睛毫無生氣。他上車後坐在前面的座位上，臉朝我，但沒看見我，因我坐在車的另一頭。

我坐在那兒，想著是否要走過去，我決定不用過去，因為他沒注意我。我最好還是遵守協議，到他的辦公室再跟他談。

可怕的是，同老頭兒一起上車的還有個檢票員，一個潑婦樣的女人，而且，她已開始查票。災難終於來臨。我坐在那兒，感到惶恐不安，孤立無援。我真傻。我昨天為什麼連一枚五戈比硬幣都不留？沒有論文，沒有工作證，什麼都沒有——檢票員甚至會因我沒票而把我抓起來……我感到眼淚隨時都會奪眶而出，我唯一能控制住自己的理由就是意識到眼淚也解決不了問題。檢票員離我越來越近。

這一站怎麼這麼長，我下不了車，我已經被困住了。

我開始祈禱：“主埃無名的世界創造者。救救我吧，不是為了我，而是為了科學。畢竟人們承認遺傳學就是承認您的存在。為了這緣故，基因和染色體的創造者啊，給我五戈比吧。”

但太晚了，太晚了……無情的、油桶般粗壯的女檢票員正向我走來。慌亂中我扭頭去看車窗。突然，我看到五戈比硬幣卡在玻璃窗的襯墊上，一枚黑乎乎的、銅質的、真正的硬幣。我一把抓過它來，身體彈離座位，飛快地把它投入收幣機並撕下了一張票。我馬上感到如釋重負，平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