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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對許多人說過：“魏書記跟我只有一面之緣，只說過一句話。”對方都說：“你這樣否認是沒有什麼意思的，怕我們沾你光，是不是？”鄭天良越否認就越說不清楚。

在黃以恆等縣委縣政府成員面前，他已經沒有必要避諱他和魏廷旺之間的私人關係。

有一點，他告誡自己，他進縣政府是來幹事的，不是來做官的。

7

將妻兒老小搬進縣委大院的時候，這一年夏天已經來了。縣委大院南邊是三層的辦公樓，北邊是宿舍區，二十幾個帶院子的平房裡住的都是副縣級以上的領導。縣委大院裡樹很多，半個多世紀的法國泡桐飽經滄桑，就像一個老革命家一樣，撐出一大片濃蔭，鋪天蓋地，讓鄭天良這些革命後代們坐在樹下乘涼。

我敲門進去的時候，耿天龍手裡提著鳥籠子正在院子裡跟籠中的鸚鵡對話，耿天龍教鸚鵡說“為人民服務”，鸚鵡張著堅硬的嘴說“為人民糊糊”，耿老將我帶進屋裡，給我沏上茶，遞上煙，然後在沙發上坐下來聊天。他指著鳥籠子裡的鸚鵡說：“教它講‘反腐敗’，沒一個星期，會說了；而‘為人民服務’教了三個多月了，它還是跟我說‘為人民糊糊’。它糊我，我就糊它，這個星期我就不給它喂玉米，只准吃粗糠。”

耿天龍對我的到來總是很歡迎的，他很寂寞地生活在河邊的這座小院裡，兒女都不在身邊，以前的部下都不來看他了，感嘆世態炎涼的時候，就常常陷入到對往事的回憶中，他說當年連縣長書記都對他客客氣氣禮貌有加，找他批計劃的人討好地說著諂媚的話，像蚊子一樣叮住他。他嘆了一口氣：“在臺上的時候，不知道什麼叫領導藝術，退下來後，我才悟出來，當官跟唱戲一樣，以臺上能唱戲和有戲唱的時候，表演得跟藝術一樣，就有人鼓掌喝彩；下臺後臺沒戲唱的時候，一卸裝，既沒有人喝彩，藝術也沒有了。時間一長，人們還要為新上臺表演的人喝彩，老戲子，人老珠黃，就像一串報廢的鑰匙，就被人忘了。想起來當官真沒意思。”

耿天龍基本上靠回憶過日子。所以我讓他回憶往事，他總是興致很高，往事如同一把刺刀，也如同一枚勳章，耿天龍撫摸著刺刀和勳章臉上的老人斑漲得通紅。這時候，我就想，一個人沒有歷史就好了，但沒有歷史的人只能是死在腹中的胎兒或人工流產的一團血暈。

人逃脫不了歷史對他的定義。

我問耿老，“我舅舅怎麼想到要把你送到大牢裡去？我覺得您是一個非常隨和的人。”

耿老說：“上次我跟你說過，我的問題在今天看來根本就不是問題，但被鄭天良逼著提前一年半退休了。他要把我送到牢裡去，結果我沒去他去了，還丟了性命。”

我說：“這個絕妙的諷刺說明了什麼呢？我想向您老求教。”

耿老說：“在中國當官，腦子一定要會拐彎才行，也就是要會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思考問題解決問題，這兩年找到我向我道歉的時候，我就跟他講起過，比如說，為人民服務是對的，但反過來如果人民不為你服務，這種官誰還願意當呢？你不僅要懂得個人服從組織，還要懂得組織服從個人；不僅要懂得少數服從多數，還要懂得多數服從少數，一般人只知道前半句，後半句卻一輩子也不知道，這裡面辯證法學問大著呢。權力是人民給的，但帽子是領導發的，民主的目的是為了集中，集中下的民主就是多數服從少數。因為真理有時候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的，比如說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鄭天良後來知道了這其中的奧秘了，但已經晚了，這就像一個肺癌擴散了的病人忙著戒菸，意義不大了。他對我說，我們之間的事早就一筆勾銷了，但他與別人之間的事就不是我能勾銷得了的了。

耿天龍的話讓我在雲山霧罩中稀裡糊塗，因為我沒當過官，他說的那些抽象而深奧的道理對我來說，就像一個共產黨員面對一本李洪志的《轉法輪》。我說：“耿老，你的有些觀點，我聽不懂，也不敢苟同。你還是說說和我舅舅之間的事吧？”

鄭天良坐在副縣長辦公室裡很不習慣，他先是讓政府辦的工作人員將真皮椅換成了木頭椅子，然後又讓他們將辦公室裡兩盆水仙和茶花盆景端了出去，他說“辦公室是辦公的地方，搞什麼花花草草的小資情調！”他時常開啟窗子，看縣城裡高高低低房屋像一堆攤開的麻將一樣雜亂無章，他就意識到合安縣實際上還是一個窮縣，一種改天換地的使命感常常讓他熱血沸騰，只是縣政府的“七五”規劃讓他跟黃以恆縣長始終不能統一認識，“五八十”工程雖然理想宏偉，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