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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以恆仍然很輕鬆地對鄭天良說：“這個處分決定對外就不公開了，知道的範圍越小越好，雖說小平同志也三起三落，但我們這些七品芝麻官們，經不起折騰，所以我對梁書記講了這個想法，他也說這個處分決定主要是做給省裡看的。梁書記明年春天就要退居二線了，他對我們兩個從他手裡提撥起來的年輕幹部一直是關懷備至的，處分你就跟處分他老人家一樣讓他難受。”

鄭天良說：“實驗區沒能趕上全省經濟改革現場會，我有責任，所以我請你認真考慮我的辭職請求。”

黃以恆說：“實驗區你有什麼責任？要說有責任，責任全在我，我沒有及時跟上資金，怎麼能把賬算到你頭上去呢？實驗區沒完工是為縣裡的工程做出了犧牲，這一點我要在常委會講透講到位，你只有功勞和苦勞而沒有責任。再說誰也沒有強制性地要求實驗區今年一定要完成一期開業，只是提出了一個爭取完成的軟性目標，不完成是因為客觀原因，而不是主觀原因。我當然想同時完工，但在資金實在太困難的時候，只能從大局出發了，沒有人會揪住這件事不放的。不信你去查一下去年底縣長辦公會的記錄，我提出的目標就是實驗區爭取今年完成一期工程向現場會進行展示，絕沒有說一定要完工。今年春天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是這麼說的。”

鄭天良感覺到自己就像一團橡皮泥，捏成什麼形狀完全在於黃以恆，而不在泥本身，他突然感覺到作為一個下級，不承認自己是泥是要犯錯誤的，他是被黃以恆塑造著的。

全省經濟改革現場會十一月二十日在合安縣隆重舉行。合安縣城到處張燈結綵、旌旗飄揚，城裡瀰漫著新鮮油漆的味道，江浙滬運來的各種真的假的商品堆滿了商鋪，全縣數十萬次民眾前仆後繼湧進縣城，不少人在廣場的“三個女人託個蛋”的雕塑下面照相，他們都為合安的突如其來的巨大變化而驕傲和自豪。工業區裡每天都有成群結隊的貨車和集裝箱源源不斷地開進開出，一派繁忙的節奏。現場會來了近千人，省市五大班子全部到場，各縣書記縣長以及分管工業的副縣長、經委、計委、工業、商業的局長們全都聚集到了合安縣。整整一個星期，參觀學習、研討座談、喝酒跳舞，既團結緊張又嚴肅活潑。黃以恆的臉上並沒有太多的欣喜和激動，他在介紹經驗時說：“雖說我們縣今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將要完成二十一億，但我們離江浙及沿海地區還有很大的差距，我們決不能固步自封驕傲自滿，萬里長征才走完了第一步，所以與其說在合安開現場會，還不如說是開找問題的會、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會。”黃以恆的話在會場上引起了熱烈的掌聲。這個目前全省建設得最好、經濟成就最高、發展最有活力的縣委書記能以如此清醒和理智的態度對待成績，其居安思危高瞻遠矚的目光使所有與會人員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黃以恆不是謙虛，而是將合安放在整個沿海東部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中來衡量自己和要求自己，這就是一種現代意識和戰略眼光。省委顧書記在視察了十八公里的農民新村後，從樓下到樓上，再從樓上到樓下，他看到了一往無際的兩層小樓連線著縣城和另外一個窮縣，他還看到每家都有電視機，用上了井水和衛生廁所，不管怎麼說，這些都擺在每個人的面前用事實說話，所以黃以恆再謙虛也掩蓋不了自己的政績，當顧書記看到啤酒廠裡許多輛外省的貨車在這個初冬的季節排隊拉啤酒時，他被感動了，在總結大會上，顧書記情緒激動地說：“我從合安看到了什麼叫‘深圳速度’，從合安也看到我省改革開放的光輝前景，我們完全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和奮鬥創造出屬於我們自己的奇蹟，江蘇浙江能做到的，我們省當然也能做到，合安為我們樹立了榜樣，合安給我們提供了信心。合安這一典型在三省交界的地方具有特殊意義，它是我省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也是一個橋頭堡，它向人們證明我省的改革開放正從合安與東部沿海地區形成連線的通道，而且以同樣的速度和規模將我省的經濟融入沿海東部經濟圈。”

鄭天良也參加了六天的現場會，會上沒有人提到王橋集綜合經濟實驗區，那裡太遠而且也沒建成，當然也就不會去參觀。沒幾個人認識鄭天良，鄭天良就像一個廢棄的塑膠袋被扔在風中，人云亦云地跟著大部隊參觀喝酒吃飯，分組討論會上，他很想說合安今年的工農業總產值不可能有二十一個億，頂多只有九個億，但他面對著這個咄咄逼人的工業區以及五條商貿大道，鄭天良如果唱反調的話會被人認為是別有用心，他在一片掌聲中反而有了做賊心虛的心態，他沒想到自己此刻成了一個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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