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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了，把性的快感看作一種感覺，而保持了她們的自由。至於她們的情人呢，因為感激她們所賜與的性的滿足，便把靈魂交給她們。但是不久，他們又有點覺得得不嘗失了。康妮的男子開始有點負氣的樣子，希爾達的對手也漸漸態度輕蔑起來。但是男子們就是這樣的；忘恩負義而永不滿足！你要他們的時候，他們憎恨你，因為你要他們。你不睬他們的時候，他們還是憎恨你，因為旁的什麼理由。或者毫無理由。他們是不知足的孩子，無論得到什麼，無論女子怎樣，都不滿意的。

大戰爆發了。希爾達和康妮又匆匆回家——她們在五月已經回家一次，那時是為了母親的喪事。她們的兩個德國情人，在一九一四年聖誕節都死了，姐妹倆戀戀地痛哭了一場，但是心裡卻把他們忘掉了，他們再也不存在了。

她們都住在新根洞她們父親的——其實是她們母親的家裡。她們和那些擁護“自由”，穿法蘭絨褲和法蘭絨開領襯衣的劍橋大學學生們往來。這些學生是一種上流的感情的無政府主義者，說起話來，聲音又低又濁，儀態力求講究。希爾達突然和一個比她大十歲的人結了婚。她是這劍橋學生團體的一個者前輩，家財富有，而且在政府裡有個好差事，他也寫點哲學上的文章。她和他住在威士明斯泰的一所小屋裡，來往的是政府人物，他們雖不是了不起的人，卻是——或希望是——國中有權威的知識分子。他們知道自己所說的是什麼或者裝做知道。

康妮得了個戰時輕易的工作，和那些嘲笑一切的，穿法蘭絨褲的劍橋學生常在一塊。她的朋友是克利福·查太萊，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他原在德國被恩研究煤礦技術，那時他剛從德國匆匆趕回來，他以前也在劍橋大學待過兩年，現在，他是個堂堂的陸軍中尉，穿上了軍服，更可以目空一切了。

在社會地位上看來，克利福·查太萊是比康妮高的，康妮是屬於小康的知識階級；但他卻是個貴族。雖不是大貴族，但總是貴族。他的父親是個男爵，母親是個子爵的女兒。

克利福雖比康妮出身高貴，更其上流，但卻沒有她磊落大方。在地主貴族的狹小的上流社會里，他便覺得安適，但在其他的中產階級、民眾和外國人所組合的大社會里，他卻覺得怯懦不安了。說實話，他對於中下層階級的大眾和與自己不同階級的外國人，是有點懼怕的。他自己覺得麻木了似的毫無保障；其實他有著所有優先權的保障。這是可怪的，但這是我們時代的一種稀有的現象。

這是為什麼，一個雍容自在的少女康士丹斯·勒德使他顛倒了。她在那複雜渾沌的社會上，比他自然得多了。

然而，他卻是個叛徒，甚至反叛他自己的階級。也許反叛這字用得過火了，太過火了。他只是跟著普通一般青年的憤恨潮流，反對舊習慣，反對任何權勢罷了。父輩的人都是可笑的，他自己的頑固的父親，尤其可笑。一切政府都是可笑的，投機主義的英國政府，特別可笑，車隊是可笑的，尤其是那些老而不死的將軍們，至於那紅臉的吉治納將軍②更是可笑之至了。甚至戰爭也是可笑的，雖然戰爭要殺不少人。

總之，一切都有點可笑，或十分可笑，一切有權威的東西，無論軍隊、政府或大學，都可笑到絕點。自命有統治能力的統治階級，也可笑。佐佛來男爵，克利福的父親，尤其可笑。砍伐著他園裡的樹木，調撥著他煤礦場裡的礦工，和敗草一般地送到戰場上去，他自己便安然在後方，高喊救國，可是他卻人不敷出地為國花錢。　‘

當克利福的姐妹愛瑪·查太萊小姐從米德蘭到倫敦去做看護工作的時候，她暗地裡嘲笑著佐佛來男爵和他的剛愎的愛國主義。至於他的長於哈白呢，卻公然大笑，雖然砍給戰壕裡用的樹木是他自己的。但是克利福只是有點不安的微笑。一切都可笑，那是真的；但這可笑若捱到自己身上來的時候？其他階級的人們，如康妮，是鄭重其事的；他們是有所信仰的。

他們對於軍隊，對於徵兵的恐嚇，對於兒童們的糖與糖果的缺乏，是頗鄭重其事的。這些事情，當然，都是當局的罪過。但是克利福卻不關心，在他看來，當局本身就是可笑的，而不是因為糖果或軍隊問題。

當局者自己也覺得可笑，卻有點可笑地行動著，一時紊亂得一塌糊塗。直至前方戰事嚴重起來，路易·佐治出來救了國內的局面，這是超乎可笑的，於是目空一切的青年們不再嘲笑了。

一九—六年，克利福的哥哥哈白陣亡了。因此克利福成了唯一的繼承人。甚至這個也使他害怕起來。他早就深知生在這查太萊世家的勒格貝，作佐佛來男爵兒子，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