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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蔣介石不滿

。不料，杜魯門在競選中獲勝，使蔣介石深為沮喪。正因為這樣，蔣介石選擇了杜魯門再度出任美國總統之日後一天，宣告下野。

接替馬歇爾成為美國新國務卿的艾奇遜，對蔣介石選擇了那麼個日子下野，說道：“我就職的那一天，委員長辭職了，把那個共和國的總統職位交給副總統李宗仁將軍。但是，他在辭職以前，已把中國的外匯和貨幣儲備全部搬往福摩薩，並要求美國把預定運往中國的軍事裝備改運福摩薩。這就使李將軍既無經費又沒有軍事裝備的來源了。”《艾奇遜回憶錄》，上冊，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艾奇遜提到的“福摩薩”，即臺灣。那時，蔣介石已預感可能在中國大陸無法立足，在作退往臺灣的準備了。

二十一日那天中午，蔣介石在總統官邸宴請軍政要員，宣佈下野。蔣介石以低沉的語調，說了這麼一番話：“軍事、政治、財政、外交皆瀕於絕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達頂點。我有意息兵言和，無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況下，我個人非引退不可，讓德鄰兄依法執行總統職權，與中共進行和談，我於五年之內絕不干預政治，但願從旁協助。希望各同志以後同心合力支援德鄰兄，挽救黨國危機。”

蔣介石拿出事先擬好的《引退謀和書告》，請李宗仁在上面簽字。這一文告即蔣介石下野宣言：

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人民之塗炭，曷其有極。為冀感格共黨，解救人民倒懸於萬一，爰特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五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之規定，於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

宴散之際，蔣介石宣佈，他今天就離開南京。

李宗仁及軍政要員當然要為他送行，他卻藉口還有事情要處理，飛機起飛時間未定，不必送行。

蔣介石臨行，其實並無要事處理。他的汽車離開總統府，直奔中山陵。他在那裡流連、沉思，內心不勝痛楚。下午四時十分，蔣介石乘“美齡”號專機起飛。他特地囑咐，專機在南京上空盤旋一圈，讓他多看一眼。

待李宗仁和軍政要員們聞訊趕到機場，他早已離去……後來，蔣經國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寫及蔣介石引退的三個原因：（一）黨政軍積重難返，非退無法徹底整頓與改造；（二）打破半死不活之環境；（三）另起爐灶，重定基礎。

蔣介石在杭州逗留了一天。照他的慣例，每一回下野，總是“下”到他的家鄉奉化溪口。

第十部分：風捲殘雲李宗仁“代行總統職務”

《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中國人歷來講究“名”。

蔣介石下野了，李宗仁算什麼呢？李宗仁之“名”，便頗費周折。

國民黨中央社為蔣介石下野釋出訊息，說蔣介石“因故不能視事”而“引退”，稱李宗仁為“李代總統”。

中央社發出這一電訊後，迅即加以更正，稱李宗仁為“李副總統”。這一更正表明，雖然蔣介石“因故不能視事”，但他依然是中華民國總統，而李宗仁只是“代行總統職務”，李依然是中華民國副總統。

其實，關於李宗仁之“名”，早在蔣介石下野的凌晨，白崇禧便從武漢給李宗仁打長途電話，叮囑他：“必須當繼任總統，不能當代總統。”

蔣介石當然不可能讓李宗仁當“繼任總統”。弄來弄去，李宗仁最後的“名”是“代行總統職務”的副總統。

李宗仁尚未上臺，行政院院長孫科就已跟他唱起反調來了。孫科在一月十九日，以行政院的名義給各國駐南京使節發出通知，要他們遷往廣州——因為行政院要遷往廣州。在競選副總統時，孫科和李宗仁芥蒂甚深，此刻

也就跟李宗仁分庭抗禮。

在李宗仁上臺之後，孫科果真於一月二十九日起，把行政院遷到了廣州。

這樣，國民政府也就一分為三：蔣介石在溪口遙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孫科在廣州辦公。就連李宗仁，也不得不稱此為“一國三公”。

李宗仁一上臺，在一月二十二日，便發表文告，聲稱“決本和平建國方針，為民主自由而努力”。

二十四日，李宗仁命行政院執行以下指令：

（一）把全國剿匪總司令部改為軍政長官公署；

（二）取消全國戒嚴令；

（三）裁撤戡亂建國總隊；

（四）釋放政治犯；

（五）解除報章雜誌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