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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彭德懷從瓦窯堡發給張學良、王以哲的電報：敝方代表周恩來偕李克農於八日赴膚施，與張先生商談救國大計，定七日由瓦窯堡啟程，八日下午六時前到達膚施城東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匯入城，關於入城之安全請張先生妥為佈置。原來，那位要人便是周恩來！周恩來一行五人，副手為李克農。李克農，安徽巢縣人氏，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八年起便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從事秘密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特科三科科長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供出了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首腦徐恩曾的機要秘書錢壯飛乃中共黨員，供出了正在上海的周恩來的地址。那從武漢發往南京的電報被錢壯飛知悉，火急轉告李克農，李克農迅即安排周恩來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機關轉移……李克農參加了長征，抵達陝北後出任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張學良便是他的聯絡物件之一。夜幕低垂，周恩來一行五人秘密地來到膚施城內天主教堂，張學良早已在那裡恭候。這是周、張平生頭一回見面。周恩來留著濃黑鬍子，張學良稱之“美髯公”。張學良與“美髯公”一見如故，相談甚歡。五十多年後，張學良在臺北接受日本ＮＨK電視臺採訪時，回憶初識周恩來，便作出十二字評價：“反應敏銳，言談出眾，學識淵博。”張學良介紹了與他同機而來的神秘人物，說是他的秘書。周恩來一見這位張學良秘書，不禁大笑起來，與他熱烈握手。聽張學良介紹說：“這是貴黨的劉鼎先生。”周恩來也就順口稱那人為“劉先生”，說道：“劉先生好！”那人也連聲說：“周先生好！周先生好！”其實，這位“劉先生”，是周恩來的老部下，三十三歲，四川南溪人氏，真名闞尊民，化名劉鼎，後來竟以化名傳世。一九三○年，當劉鼎從蘇聯留學回來，到了上海，便是向周恩來報到的。劉鼎和他的妻子吳先清，都是周恩來領導下的特科工作人員。劉鼎精明能幹，頗得周恩來賞識。吳先清也是一員強悍的女將。一九三三年，吳先清調離中共中央特科，在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擔任諜報組組長，她居然就住在上海市警察局局長閔鴻恩的隔壁！至於劉鼎怎麼會變成張學良的秘書，倒也頗為曲折：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曾發生轟動中外的“《新生》事件”。《新生》是一家週刊，在第二卷第十五期發表了署名易水的《閒話皇帝》一文。文中寫道：“目下的日本……捨不得丟棄‘天皇’這一個古董，是企圖用天皇來緩和一切內部各階層的衝突，和掩飾了一部人的罪惡。”“在現今的皇帝中，最可憐的，恐怕還要數偽滿洲國的偽皇帝溥儀了……”此文發表之後，日本駐滬總領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居然以妨害“邦交”為由，由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判處《新生》發行人杜重遠有期徒刑一年零兩個月。

杜重遠是吉林懷德縣人，與張學良私交頗深。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張學良由南京來滬時，看望了正在獄中的杜重遠。杜重遠的一句話，深深打動了張學良的心：“不聯共抗日，就是空談抗日！”張學良聽進了杜重遠的話。二十多天後，他在滬秘密會晤了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李杜是遼寧義縣人，年長張學良二十多歲，曾在奉軍任職，擔任過長春戒嚴司令、東北陸軍第十五師師長，被授陸軍中將銜。“九一八事變”後，任吉林自衛軍總司令，揭起抗日大旗。他曾於一九三三年八月上了廬山，面謁蔣介石，提出組織東北義勇軍四條政見，被蔣介石所拒絕。張學良在上海見到了老部下李杜，頗為欣喜。言談之中，李杜的意思與杜重遠完全一致：“聯共抗日！”張學良知道李杜雖不是中共黨員李杜後來於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九年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一九五六年病逝於重慶。，但與中共有聯絡。張學良以為中共中央在上海，便託李杜與中共聯絡能否與中共領導人

商談聯合抗日之事。李杜果真有辦法。一九三六年三月初，李杜從上海給張學良發來電報：“尋找的朋友，已經找到。”張學良當即派了高階參謀趙毅前往上海，把李杜所介紹的“朋友”接往西安。三月十一日，張學良跟這位“朋友”首次見面。這位“朋友”便是劉鼎！劉鼎作為中共代表，留在張學良身邊工作，而對外則稱是“秘書”。張學良主動找中共聯絡，中共也主動找張學良。張學良部將高福源，於一九三五年十月在榆林橋戰役中被紅軍所俘，進入中共所辦“東北軍軍官政治學習班”。經過學習，高福源轉換了思想。一九三六年一月，高福源攜毛澤東、周恩來致張學良的信件抵達洛川，第一次溝通了中共中央與張學良的聯絡。後來，高福源經常往返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