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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剛剛發表，八月二十七日，張子華風塵僕僕，抵達“紅都”保安。張子華來得正是時候，因為他所帶來的曾養甫的信，恰恰是代表國民黨就國共談判表了態。毛澤東、周恩來細細讀了曾養甫的信。

中共方面，仍由周恩來出面聯絡。八月三十一日，周恩來寫就致曾養甫函，告知“亟願與貴方負責代表進行具體談判”。

周恩來寫道：

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臨敝土，則弟等願負全責保兄等安全。萬一有不便之處，則華陰之麓亦作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須貴方代為策劃。《周恩來書信選集》，九十八頁，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這就是說，周恩來願作為中共代表，與國民黨談判。連談判的地點，都具體提出來了。翌日，周恩來又寫一信致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信中提及了“黃君”（即張子華）與“養甫先生”的往來，也提及“兩先生”的“聯俄之舉”——陳立夫化裝為“隨員”和張衝一起遠赴歐洲尋求共產國際聯絡。

周恩來的信，一開頭便這樣寫道：

分手十年，國難日亟。報載兩先生有聯俄之舉，雖屬道路傳聞，然已可窺見兩先生最近趨向。黃君從金陵來，知養甫先生所策劃者，正為賢者所主持。呼高應遠，想見京中今日之空氣，已非昔比。敝黨數年呼籲，得兩先生為之振導，使兩黨重趨合作，國難轉機，實在此一舉。《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十七至十八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周恩來的信中說“兩先生居貴黨中樞，與蔣先生又親切無間”，希望二陳為國共聯合抗日多多出力。周恩來還寫道：現養甫先生函邀面敘，極所歡迎。但甚望兩先生能直接與會。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務望立夫先生，不辭勞瘁，以便雙方迅作負責之商談。想兩先生樂觀事成，必不以鄙言為河漢。同日，周恩來還修書一封，致胡宗南。周恩來的信，稱之“宗南同學”，卻又寫道：黃埔分手後，不想竟成敵對。十年來，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則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為憾。周恩來希望胡宗南“立停內戰，共謀抗敵”。張子華帶著周恩來的信，南下廣州，因為他得知陳立夫正在廣州。九月二十日，張子華趕到廣州時，適值陳立夫到廣東別的地方去了。張子華見到了諶小岑，把周恩來的信交給諶小岑。九月二十三日，陳立夫回到廣州，看了周恩來的信，指示由曾養甫出面，與張子華會談。九月二十七日，曾養甫與張子華晤面。曾養甫說，國民黨方面如派代表到陝北保安，“恐惹人注意”。他建議請周恩來到香港或廣州會談。他取出國民黨政府為周恩來準備的護照，交給張子華，以便周恩來能進入香港。這表明，國民黨方面已確實打算與共產黨談判。

曾養甫還轉告了國民黨方面三項新的承諾：

一、蘇維埃區域可以存在；

二、紅軍名義不要，改聯軍，待遇與國軍同；

三、共產黨代表公開參加國民大會。

毛澤東於翌日收到張子華用密電發來的訊息。十月八日，毛澤東和張聞天聯名給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任弼時、賀龍、關嚮應、劉伯承等人發了一封電報。電報說：“為確保政治、軍事外交秘密，從今日起用秘字編號發給你們之電，請指定專人翻譯，限於你們九同志閱看後立即燒燬。請你們向我們負責，不使任何別人知道。”《文獻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這就是說，即使在中共方面，派密使與國民黨接觸，也屬極端機密的行動，僅限於高層極小範圍內知悉。誠如國民黨內，也只限於高層極小範圍內知悉。毛澤東的電報寫及了張子華的情況：“第三次與南京聯絡之代表（引者注：即張子華）九月二十日到廣州，二十八日來電稱彼方代表北來恐惹人注意，約恩來飛往香港或廣州會談。”毛澤東以為：恩來飛赴廣州，在確保安全條件下是可行的。毛澤東這樣判斷形勢：估計南京在日本新進攻面前有與我們成立妥協可能，但一面仍以重兵壓境，企圖迫我就範。我們應爭取迅速開始主要代表之談判，求得在實行抗日與儲存蘇區、紅軍等基本條件下成立雙方之統一戰線。

張子華於十月十四日趕到西安，在那裡向中共派駐西安的葉劍英作了彙報。

十月十七日下午四時，毛澤東和張聞天、周恩來共同署名發出致“九同志”的電報，作了通報：“與南京談判有急轉直下勢，第三次與南京聯絡之代表（引者注：指張子華）十四日回西安，攜來國民黨條件。”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五冊，一九八五年版。毛澤東等的電報中，還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