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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的私人座機去紅區！我在旅館裡住下來後過了幾天，有一個身材高大，胖得有點圓滾滾的，但是體格結實，儀表堂堂的中國人，身穿一件灰色綢大褂，穿過開啟著的房門進來，用一口漂亮的英語向我打招呼。

他的外表像個富裕的商人，自稱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個朋友的名字，並且還以其他方式證實了他就是我等的那個人。在這以後的那個星期裡，我發現即使僅僅為了王一個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個小時聽他聊天，回憶往事，還聽他對政局作比較嚴肅的解釋。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個人。他曾經在上海一所教會學校裡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裡頗有地位，一度自己有個教堂，我後來知道，在共產黨中間，大家都叫他王牧師。像上海的許多發達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樣，他參加過操縱該市的青幫，從蔣介石（也是青幫中人）到青幫頭子杜月笙，他都認識。他一度在國民黨中擔任過高階官員，但是我現在也不能洩露他的真實姓名。一些時候以來，王牧師就丟官棄教，同共產黨合作。這樣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種秘密的、非正式的使節，到各種各樣的文武官員那裡去進行遊說，幫助共產黨把他們爭取過來，使他們瞭解和支援共產黨的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議。

這位王牧師，人稱“紅色牧師”，確實非同凡響。他既與蔣介石有交情，又與毛澤東有交往。他的真實姓名，毛澤東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致宋子文函中，倒是提及了：“前次董健吾兄來，託致鄙意，不知已達左右否？”《毛澤東書信選集》，四十五至四十六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此信收錄《毛澤東書信選集》，編選者在信末對董健吾加了這麼一條註釋：“董健吾，公開身份是牧師，當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上海等地從事秘密工作。”這大抵是迄今為止關於董健吾的官方最詳盡的一條註釋。考慮到密使肩負任務的重大，國共雙方派出的人員，都是自認為絕對可靠的：國民黨派出的大多是CC系的，如陳立夫、張衝等，中共派出的則大多是特科的，如李克農、劉鼎以及這位董健吾等。

董健吾有著從事秘密工作更好的背景：他與宋子文原是上海聖約翰大學同學，交情頗深。他曾做過古董生意，成為宋家購買古董、字畫的“高參”。藉助於宋子文的推薦，孔祥熙為他簽署了委任狀。這樣，這位中共秘密工作人員，有了國民黨官員的身份。

董健吾還有一層重要的關係：他與宋子文之姐宋慶齡也有著密切聯絡。

最初，蔣介石打算打通與中共直接的渠道，找了宋子文，宋子文則找宋慶齡，而宋慶齡推薦了董健吾。董健吾出發前，蔣介石接見了他。蔣介石向他面談了與中共談判的條件：

一、不進攻紅軍；

二、一致抗日；

三、釋放政治犯；

四、武裝民眾。

宋慶齡則交給董健吾一大包雲南白藥，因為她聽說紅軍缺乏止血藥，託他帶給中共中央。如此這般，“紅色牧師”董健吾肩負著重任，前來西安。與董健吾同行的，還有一位二十二歲的小夥子。小夥子知道董健吾的真實身份，而董健吾卻不知他的，以為他是國民黨委派的代表……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在上海四馬路暗中接頭

要說清那位小夥子的來歷，又得花費一番筆墨。

陳立夫在奉命和張衝一起赴蘇聯之際，又託曾養甫在國內尋覓與中共聯絡的渠道。曾養甫也是CC系中人物，原名曾憲浩。他是廣東平遠人，原本是技術界人士。他畢業於天津北洋大學礦冶系，然後赴美國匹茲堡大學研究院深造。一九二五年，二十七歲的他回國，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後方總政治部主任。此後，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鐵道部次長。一九三四年，他發起興建錢塘江大橋。

曾養甫欲在國共之間架“橋”，他想起了一個非常合適、能夠幫助架“橋”的人物——他在天津北洋大學讀書時的同學諶小岑。諶小岑，跟周恩來、鄧穎超都有著不錯的友誼。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當週恩來在天津草廠庵學聯辦公室召開覺悟社成立大會時，第一批會員二十人在座，鄧穎超、諶小岑都是第一批會員。

諶小岑是湖南安化人，年長周恩來一歲。諶小岑和周恩來、鄧穎超同在五四運動中搏擊，結下深誼。此後，諶小岑於一九二○年八月赴武漢，周恩來則赴法國，從此分手。不過諶小岑曾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脫離了中國共產黨，但仍與中國共產黨有著種種聯絡。

曾養甫雖說過去也認識周恩來，畢竟沒有多少交情。他找到了諶小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