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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苟同，因此立下決心願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與迅速之解決。”這樣，南京又出現了以宋美齡為首的主張“不流血的和平”的主和派。主和派包括孔祥熙、宋子文、孫科、王寵惠等。

十三日午後，一架由宋美齡所派的專機，從南京機場起飛，朝西北飛去。機上坐著宋美齡指派的特使……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毛澤東提出公審蔣介石

就在宋美齡派出的專機、特使朝西北飛去時，由張學良派出的一架專機離開西安，朝“紅都”保安飛去。十三日上午，保安的紅軍和老百姓緊急動員，修飛機場。保安這麼個小縣城，從未有過飛機場。張學良聽說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前來西安，決定派專機迎接。

於是，中共方面找了保安城外一塊平坦的地方，派人急急加以修整，算是保安臨時機場。空中響起了飛機的轟鳴聲，轉了幾個圈，飛機無法降落——那臨時機場質量太差了。專機只得悻悻地返回西安。也就在十三日上午，中共中央舉行常委擴大會議（也有的文獻稱政治局會議）。會議由中共中央總負責張聞天主持。主題是討論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

這次會議的記錄，現存於中央檔案館。透過會議記錄，可以窺見當時會上爭論的真實情形。會議一開始，首先由毛澤東作報告。毛澤東肯定了西安事變，說是有革命意義的，張、楊的行動和綱領都有積極意義，我們應該擁護。不過，毛澤東報告中談到的兩個問題，引起了爭論：一是毛澤東提議“是否在西安成立全國政府”，他說：“我認為在事變上會議記錄簡略，有些話不甚通順。此處應是“在西安事變的基礎上”。應成立一個實質的政府，叫抗日援綏委員會。名義上又不是全國政府。”毛澤東還主張：“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以西北為抗日前線，影響全國，形成抗日戰線的中心。”對於毛澤東這一見解，周恩來首先提出不同的看法。周恩來說：“我們在政治上不採取與南京對立。”顯然，他並不主張“以西安為中心”。張國燾則說：“我們要以西安為抗日中心。”他以為，這“就包含了以西安為政權中心的意義”。張國燾主張：“以抗日的政府代替妥協的政府。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應該討論怎樣來實現。”顯然，張國燾反對周恩來“在政治上不採取與南京對立”的意見。這時，張聞天經過久久思索，終於開腔。他明確地支援周恩來的意見。張聞天說，我們“不願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實際是政權形式）”。他以為，張、楊所提出的“改組南京政府的口號並不壞”。他說，我們的方針，應是“把區域性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戰線”，使中共“轉到合法地登上政治舞臺”。博古最初支援毛澤東的觀點，聽了張聞天的講話，覺得言之有理，他修改了自己的話，說西安事變“應看成是抗日的旗幟而不是抗日反蔣的旗幟”。看來，保安窯洞裡，中共高層的爭論並不亞於南京。內中爭論最為激烈的是如何處置蔣介石。

毛澤東在報告中明確地提出“審蔣”、“罷蔣”。他說：“第一，在人民面前揭破蔣罪惡，擁護西安事變。第二，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

毛澤東主張“審蔣”、“罷蔣”，心情是容易理解的。蔣介石跟中共打了十年，是中共的死對頭，中共領袖們恨透了他。

朱德主張，殺了蔣再講其他。

博古也說：“要使群眾的抗日運動開展，基本口號應宣佈蔣介石罪惡，要求公審。”

張國燾也力主審蔣、殺蔣。後來，他在回憶錄中寫及當時的情形，倒也頗為真切：我們這些中共中央負責人，沒有一個想到西安事變可以和平解決；都覺得如果讓蔣氏活下去，無異是養癰遺患。有的人主張經過人民公審，將這個反共劊子手殺了，以絕後患；有的人主張將他嚴密拘禁起來，作為人質，逼南京抗日，並形成西安的軍事優勢。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三三二頁，東方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對於殺不殺蔣，周恩來、張聞天沒有吭聲。張聞天含蓄地說：“儘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系隊伍。”

南京，國民黨中常委主戰、主和兩派爭論；保安，中共常委也爭論熱烈。

畢竟毛澤東已是中共權威性領袖。中共的行動，是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去實行的。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時，保安三四百人舉行集會，堅決要求公審蔣介石。斯諾夫人在《延安日記》中，描述了大會群情激憤的情景：“從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來，蔣介石欠我們的血債高如山積，現在是清算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