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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有利於日本侵略者楊雲若、楊奎松：《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三九○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在斯大林看來，作為中國的抗日領袖，張學良不夠格，毛澤東的力量還太小，只有蔣介石才有號召力，能夠成為統率中國各種政治力量進行抗日的領袖。斯大林反對“倒蔣”，這一見解倒是正確的。

共產國際除了給保安發電報之外，也給上海的潘漢年發電報。

西安事變一發生，不僅陳立夫派杜桐蓀找潘漢年，而且宋美齡也打電話給姐姐宋慶齡，請宋慶齡找潘漢年。宋慶齡約見了潘漢年。

潘漢年去南京時，在宋子文家中，會晤了宋美齡和宋子文。二宋要求潘漢年向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反映：不要殺蔣介石。只要蔣介石的生命安全有保障，什麼問題都可以商量。潘漢年如實地向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反映了二宋的意見。十六日，共產國際覆電潘漢年：“所見甚為正確，已致中共中央，當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也就在十六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親自起草並簽署了致中共中央的電報，可以說是共產國際對於處理西安事變的最明確的指示。

電報原文如下：

（一）張學良的行動，無論其動機如何，客觀上只能有損於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力量的團結，並鼓勵日本侵略。

（二）既然事變已經發生，中國共產黨應考慮到以上情況，並堅決主張在下列條件基礎上和平解決事變：

甲，透過吸收反日運動的若干代表及擁護中國統一和獨立的人士參加政府的方式來改組政府；

乙，保障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

丙，停止“圍剿”紅軍的政策並與紅軍在反對日本侵略的鬥爭中合作；

丁，與同情中國人民反抗日本進攻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但不要提聯合蘇聯的口號。

不過，季米特洛夫這一電報發到保安時，卻因密電碼搞錯了，以致譯不出來。中共中央不得不於十八日致電共產國際執委會，請求“檢查重發”。二十日，中共中央才收到“檢查重發”後的季米特洛夫十六日電報。來自莫斯科的對於張學良的種種批評，使張學良十分不安。尤其是《真理報》的社論，使張學良感受到壓力。十七日，毛澤東致電張學良，不得不向他就“遠方政府”（即蘇聯政府）的態度，作了解釋：“遠方政府目前為應付外交，或尚不能公開贊助我們。”但是，毛澤東又接著說，若遠方知此事及事變後之進展，不是單純軍事行動，而是與民眾聯絡的，“估計當寄以同情”。“遠方”對於張、楊的態度，直至一九三七年一月下旬才終於轉變，承認張、楊是“為了正義而起義”，這才不再抨擊張、楊。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毛澤東改變了對蔣策略

世上沒有一貫正確的人。

在西安事變之初，斯大林和毛澤東在決策上都有正確與錯誤之處，兩人恰恰呈“你對我錯”、“你錯我對”的態勢：對於張、楊——毛澤東表示支援，對了；而斯大林表示反對，錯了。對於蔣介石——毛澤東主張“倒蔣”，錯了；而斯大林主張“保蔣”，對了。其實，細細探究起來，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對與錯，都有其原因：對於張、楊，毛澤東身在中國，深知他們，馬上判定西安“兵諫”是“抗日起義”，而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不明中國內情，錯定西安事變為“日本陰謀所製造”。對於蔣介石，斯大林統觀中國全域性，能夠客觀地論定中國抗日領袖非蔣莫屬。

毛澤東呢？蔣介石是中共的夙敵，十年深仇，忽聞“元兇被逮”，怎不要求“審蔣”、“罷蔣”呢？隨著時間的推移，各方的反應紛至沓來，毛澤東開始重新考慮如何處置老對手蔣介石。尤其是周恩來十七日飛抵西安之後，當夜發來電報，提出“保蔣安全”，毛澤東以為在理。緊接著，十八日上午，周恩來在會晤楊虎城後，又發來一電，更促使毛澤東改變對蔣策略。周恩來在電報中報告：南京親日派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宋美齡函蔣：寧抗日勿死敵手。孔祥熙企圖調和，宋子文以停戰為條件來西安，汪將回國……蔣態度開始（時）表示強硬，現亦轉取調和，企圖求得恢復自由。周恩來這份電報所透露的最新資訊，是極為重要的：一是宋美齡、蔣介石態度轉向抗日；二是南京親日派在積極行動，“倒蔣”將會造成汪精衛上臺！汪精衛自從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上，被晨光通訊社記者孫鳳鳴連發數槍擊成重傷之後，不得不離開中國政治舞臺，出國養傷。眼下將息了一年多，正在法國巴黎。

西安事變發生的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