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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這時才乘飛機，頂什麼用？！當飛機飛抵南京時，天公也不作美，飄飄灑灑下起冷雨來了。出於禮節，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飄著長髯，在一把油紙傘的遮護下，顫巍巍站在機場上迎接。汪精衛穿著長袍，戴著禮帽，步下飛機時臉上堆著苦笑，好尷尬……蔣介石在老家住了整整一個月，於二月二日前往杭州，繼續“休息”。

幕後的斡旋，終於有了結果。蔣介石剛到杭州，便忙著調兵遣將，向西安進發——因為經過密商，楊虎城和中共已同意中央軍和平進入西安。

楊虎城迫於無奈，與南京政府達成協議：

一、張學良所部東北軍開出潼關至蘇皖邊境整編；

二、楊虎城出國，所部西北軍撤至三原整編。

從二月六日蔣介石自杭州發給顧祝同、劉峙的手令，便可覷見當時蔣介石的狐疑心態：我軍入西安之時，至少要先駐守東西兩門及鐘樓，或先進駐兩門後，再看鐘樓有否楊部駐守。如無楊部，則我軍可自動進駐鐘樓，否則與之妥商，令其讓防。其實，楊虎城部隊已經遵照商定的條件，撤往三原。二月八日，中央軍進駐西安，顧祝同被蔣介石任命為西安行營主任。這時，周恩來尚在西安。於是，也就開始了“顧祝同—周恩來”新一輪國共會談。在幕後決策的，依然是蔣介石和毛澤東。顧祝同乃深得蔣介石信任的軍人，後來成了蔣介石的“五虎上將”。顧祝同原本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創立之初，他擔任戰術軍事教官，從此成了蔣介石的嫡系。顧祝同對蔣介石忠心耿耿，蔣介石也就對他不斷委以重任。

一九三七年元旦，蔣介石召見顧祝同，面授機宜，囑其在解決西北問題時，“以政治為主，軍事為從”。不久，顧祝同飛往洛陽，指揮五個集團軍，向西安小心翼翼推進。

蔣介石預料，顧祝同一進入西安，周恩來馬上就會與之接觸。正因為這樣，在中央軍開入西安的前一天，蔣介石便從杭州給在洛陽的“墨兄”發去一通密電。“墨兄”，即顧祝同，他的字為“墨三”。蔣介石的電報叮囑道：對恩來及共黨代表態度，凡實際問題，如經費地區等皆令其仍由楊間接負責處置，不可與之有確切具體之表示，但可多與之說感情話，最好派代表與之接洽。墨兄本人不必多與見面，即使第一次允其見面時，亦須用秘密方式，均勿公開，以免其多來求見也。

蔣介石生怕洩露天機，在電報中指明“此電立即付丙，切勿帶往西安”。付丙，即燒掉。蔣介石的電報還提及：“密。張衝同志本日由京乘車來陝。”果真，二月九日，當顧祝同剛剛抵達西安，來自城東北七賢莊一號的秘密使者，便帶來周恩來的口信，希望一晤顧祝同。也就在這一天，“毛、洛”從延安給周恩來發來了電報：軍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編為十二個師、四個軍，林、賀、劉、徐為軍長，組成一路軍，設正副總司令，朱正彭副……黨的問題求得不逮捕、不破壞組織即可，紅軍組織領導不變。電報中的林，即林彪；賀，賀龍；劉，劉伯承；徐，徐向前。朱為朱德，彭為彭德懷。這樣，蔣介石在杭州不斷給顧祝同拍電報，毛澤東在延安不斷給周恩來發電報，“顧祝同—周恩來”會談，成了間接的“蔣介石—毛澤東”會談。除了顧祝同之外，國民黨代表還有張衝、賀衷寒；中共代表還有葉劍英。

據當時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童小鵬回憶：周恩來為了及時向中央請示，曾幾次乘坐雙座戰鬥機，往返於西安和延安之間。延安有個小小機場，既沒有導航裝置，也沒有氣象臺，飛行危險很大。有一次，周恩來乘飛機回延安，因雲霧很濃，能見度很低，飛機無法降落，在延安上空盤旋近一小時。在這段時間，延安和西安的電臺一直保持聯絡，西安說飛機早已起飛，而延安則說未見飛機降落。大家的心都被吊了起來，十分焦急，葉劍英一直守在七賢莊譯電室，等候飛機的訊息。後來，飛機折回西安，周恩來回到七賢莊，大家心裡的石頭才落了地。但他卻仍是談笑風生，不當一回事兒，為了黨的工作，第二天又飛向延安。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曲裡拐彎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

中共中央於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由保安遷入延安。毛澤東則於一月十三日遷入延安。

毛澤東初入延安的住處，鮮為人知。筆者在延安友人的幫助下，沿著狹窄的山路，在一塊巨大的山岩下，找一個方形的石窯洞。洞壁、洞頂被煤煙燻得一片漆黑，地面坑坑窪窪。窯洞現今的女主人李玲告訴筆者，李家十幾輩世居此洞，毛澤東初入延安時便在此洞中住了數月。當時，把窯洞讓給毛澤東的是她的父親。她父親是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