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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知道下面該我了。

我告訴他們，如果我們去做，就要把它做好。我解釋了所謂做好是什麼意思。許多伴舞，許多舞臺煙火，令人著迷的服裝。我說話直來直去：需要這個，我需要那個。但我知道只有那樣才能成功。我要證明許多事：維多利亞·貝克漢姆不是個被人小瞧了的“辣妹”。我是個舞者，因此我們要展示他們從未看過的舞蹈。不要那種晃來晃去的東西，不要高跟鞋——我已看見了：漂亮的摩托車手的長靴，皮裝，許多的金色、銀色——太空時代的裝束。我會請普里西拉·塞繆爾斯編舞。（後來發現普里西拉和戴恩合作過，他那時還在“超凡四帥”。戴恩對她和我有同感。）

我要讓人們大吃一驚。每個人都期待著一襲長裙，一首情歌，我要讓人們無法相信站在臺上的是我。我要做一些誰也想不到的事。我能感到興奮在湧動，撞擊著我的血管。

“這些都得花錢，”我指出。但我想尼克·拉斐爾已經看出來我是個完美主義者。他完全知道我的背景，那天下午，他立刻就領會了。接下來的幾個月，尼克、我和戴恩真的在分享著一個夢想。這首歌是戴恩的，我幫著完善了它，但我絕不會想從他、安迪和約翰尼做的工作裡分一杯羹。我能做的是把餘下的事情做好。我知道會有許多好嘲諷別人的傢伙在那兒等著看我們摔得鼻青臉腫。

我有將近兩年沒跳舞了。還有幾個美國的歌曲作者來和我一起做我的個人專輯，那是我不能取消的事。但是在你的一生中，有些時候，你就得凡事都提高一個檔次，然後再實現它。

從那時起一直到7月8日的“公園晚會”，我幾乎每天都是從黎明工作到午夜。只要有可能，我都會帶著布魯克林。

他喜歡呆在工作室裡——響亮的音樂和舞蹈。他那時候常和我們一起跳舞。

每天上午我在卡姆登和普里西拉、戴恩、其他舞者一起排練舞蹈，然後一輛汽車載著我橫穿倫敦，把我送到巴恩斯去做我自己的專輯。然後坐一個半小時的車回我爸媽家。我很少晚上十點鐘之前進家門。那時大衛已準備好晚餐。我累極了，但我不在乎。我拼命工作，感覺比生布魯克林之前要好。

夫妻之間，通常是一個人狀態好而另一個人卻差一些，但那年6月我和大衛的事業如此協調一致，沒有哪兩個人會這樣。他和我一樣狀態極佳。在法國每件事都聚到了一起——英格蘭隊主教練凱文·基岡是個非常好的傢伙，營地的氛圍與兩年前世界盃和格倫·霍德爾在一起時完全不同。

2000年歐錦賽是大衛一直在等的一個機會，他可以把一切都拋開。我知道他希望我去看揭幕賽。但我的工作壓力這麼大，上午與戴恩、伴舞一起排練，下午與歌曲作者一起工作，還要考慮到布魯克林。

伴隨了我九個月的妄想症不可能一夜之間消失殆盡。

這需要些時間——說句心裡話，我想我永遠都無法完全擺脫它。所有這些大衛都理解。

後來那個週五早晨我開車去工作時，收聽了首都電臺；他們援引了《每日郵報》的一篇文章說：我不去看球賽是輕慢其他英格蘭球員的妻子。所有的媒體都激烈反對我的做法。電視裡不停地播放可憐的加里斯·索斯蓋特在1996年歐錦賽上射失點球的鏡頭以及大衛在世界盃賽上領到紅牌的鏡頭，並且問他會重蹈覆轍嗎？電視畫面上出現阿蘭·希勒（1998年世界盃英格蘭隊隊長）的照片，並且說，他是不是太老了？保羅·因斯的傷病會影響他比賽嗎？而我想的是，等等，難道他們不應該播放些這些出色的英格蘭球員進球的剪輯、說一些英格蘭隊能行之類的話嗎？這地方怎麼了？我需要生活在一個有愛國心的國家裡。我只是祈禱千萬別讓大衛罰點球。

自從解僱了馬克，我們就很少在報紙上露面了。如果需要證據證明他是那個洩密者的話，我想，這就是最好的證據。

但現在大衛成了個“合法的靶子”，為什麼不把他的妻子也帶來？《每日星報》說有研究顯示，外國球員在大賽前事實上被鼓勵和他們的妻子發生性關係，因為那樣能使他們踢得更好。因此這位博士，管他名字叫什麼，說“高貴辣妹”必須隨行，好好照顧她丈夫一下。怎麼這麼粗俗？

因此我決定去看球賽。我要讓他們看看。但是我得保持低調，不告訴任何人，因為，你知道嗎？那一天的焦點可是大衛。再說，如果新聞界拍到我的照片又該嘮叨個沒完了，諸如：她穿什麼衣服？她的頭髮什麼顏色？現在她的體重是多少？她看上去瘦嗎？那衣服她以前在哪兒穿過？她為什麼又穿上同一套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