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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不為某個神經質的影星而擔心，我也已經夠忙活的了。

自從我第一次遇到那些姑娘們，兩年過去了，我變了。

開始的時候，所有其他的女孩兒會跳到桌子上，唱啊，跳啊，而我總是會說桌子要坍了，也許我們不應該那麼做。但是她們已經侵入了我的大腦，發現了真正的我，即現在的我。假如我沒碰上那四個“辣妹”，我就會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人。她們激發了我果敢的一面、直抒胸臆的一面。如果你想要什麼，去拿吧。如果你想穿什麼，即使其他沒有一個人穿那又怎麼樣，穿你想穿的吧。化妝、頭髮，你想怎麼做就怎麼做，讓一切都見鬼去吧。

那些合同我們儘可能地拖延著，把這個條款改改、那個條款改改。在做決定前，我們想和展示會上遇到的那些作者儘可能多地合作完成一些作品。鮑勃、克里斯和奇克以前幾乎不來看我們排練，現在他們幾乎成了看守。那樣我們怎麼能工作呢？問題是，和看守一樣，他們也有鑰匙。不是錄音棚的鑰匙，而是掌握著我們未來的鑰匙——那些寶貴的歌曲錄音帶。鮑勃和克里斯看護著它，就好像它是中大獎的彩票一樣。在很多方面，它確實是。

星期五。根據帕特里克·沃克（占星術專欄作者，2002年10月去世）的說法——我們每天都買《旗幟晚報》（倫敦的一家報紙）就是為了讀他的文章——明星們在這一天配合最佳，今天不幹，更待何時？潔芮和那兩個梅爾去美敦赫德的經理辦公室，兩個梅爾設局穩住鮑勃和克里斯，而潔芮將設法騙取錄音帶。同時，我和愛瑪將去沃金的工作室去拿我們放在那兒的東西，等待潔芮危險解除的訊號。現在我們可真的成了一個團伙了。

我的電話響了。是潔芮。幹成了。

當潔芮說在綠島會合的時候，我沒想到她真的會把車停在綠島上。但是她那輛鏽跡斑斑的菲亞特—尤諾就在那兒，停在中間的草地上。我們的車停下來時，潔芮出來了，手裡揮舞著錄音帶。我不知道她究竟想了什麼辦法把它弄到手——一切都如《邦妮和克萊德》、《末路狂花》一樣——我從來沒問她。她把它藏在了內褲裡，她說，防止鮑勃和克里斯追趕她。我和愛瑪從菲亞特·尤諾上拿下了我們的東西，放進我的雷諾—克萊奧，開走了。

這出戏還沒有結束。我們知道下星期二鮑勃和克里斯已經安排在謝菲爾德和一個名叫愛略特·肯尼迪的作者會面——他和“接招”有過很多合作。問題是我們從來沒見過這傢伙，沒有他的地址或者電話號碼，什麼都沒有。我們只知道他住在謝菲爾德。

所以我們在4號公路的綠島分手後，潔芮和梅爾·B動身去約克郡——梅爾·C說好要去西德卡普看一些朋友——那天晚上她們在利茲和梅爾·B的母親住在一起。

星期六下午大約四點，潔芮打來了電話：“我們找到他了，他願意加入。因此儘快趕過來。”

她們對他講了所有那些套話，我們要征服世界，而且我們確實，確實，確實想和您合作——然後，他說好極了。

我們太幸運了。他絕對有可能拒絕我們。鮑勃和克里斯在音樂圈裡也許不是什麼大腕兒，但他們確實是個腕兒。就愛略特所知，如果單幹我們撐不到五分鐘，比起對我們說“瞧，女士們，對不起，但是……”，跟我們一起幹確實是一種冒險。

第二天早上，我和愛瑪從芬奇裡搭上了去謝菲爾德的長途汽車。三個激動的姑娘到車站去接我們——梅爾·C乘火車已經到了——還有一個讓人興奮的教授模樣的人，薑黃色的頭髮和眼鏡，開著一輛紅色阿斯特拉車。

“你們幾個姑娘有地方住嗎？”開車往他家去的時候愛略特問我們。愛瑪決定去和梅爾·B以及她媽媽一起住；我、潔芮和梅爾·C結果就住在愛略特家。

愛略特·肯尼迪是那種你見到後就感覺已經相識了一輩子的人。他的房子是一幢三臥室的半獨立式房屋——相當大，他把餐廳改成了錄音棚。第二天，我們正在談論想要做什麼，交換一些想法，就在這時，電話響了。

“是的，講。”愛略特用嘴示意我們不要出聲，並警告似地豎起一根手指。接著是很長時間的寂靜，什麼人在電話那頭說著，而愛略特只是點頭、聽著。

“我想，她們沒有患流感，鮑勃。在我看來，她們非常健康。我知道，因為她們就在我面前。”

接著就是刺耳的尖叫，尖叫，尖叫，鮑勃的喊聲大得愛略特不得不把電話從耳旁拿開。可憐的老鮑勃。我一直都喜歡他。他在1999年底死於一次車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