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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寶貝兒，那很容易，僱一架私人飛機。”

那太可笑了，即使付得起那筆費用，我也從未這樣想過，大衛有幾次乘私人飛機來看我，可我還是理智的，從未想過要花那麼多錢去什麼地方。

那確實是一大筆錢，因為時間倉促，我們只能乘他們當時僅有的一架飛機，而那是一架大飛機。正當我們要登機時，我父親打來了電話。露易絲生了一個女孩。他說他會在斯坦斯德等我們，然後直接帶我們去醫院。儘管飛機已經備好了，我們也準備好了一切，可是在十一點之前我們還是不能離開哥本哈根，因為在午夜之前我們不能回到英國，因為“境外免稅年”，更糟的是，我們的會計師通知我們，新的工黨政府廢除了“境外免稅年”。我們可以現在就放棄，如果我們繼續，我們應繳的稅收只能免到新政策頒佈之日。最後，算上所有額外的飛行費用，無論是我還是我的家人，我想我們一分錢也沒省下來。

可憐的露易絲分娩不順利，最後醫生們只能用產鉗把嬰兒拉了出來，因此小孩的頭成了奇怪的圓錐形，每個人都在說：“多漂亮的小孩啊！”可是我心裡想：“不，她不漂亮。”

大約凌晨四點鐘我們才得以休息。為了訓練不遲到，大衛一大早就飛回了曼徹斯特，我則回醫院陪了露易絲一天，然後乘飛機去了赫爾辛基。如果在午夜之前不離開英國，我就太傻了。

星期三，一樣冗長而毫無意義：我們得去倫敦參加彩票抽獎節目，因此我們離開赫爾辛基，以便在半夜前到達倫敦。第二天半夜之前，我們在回奧斯陸的路上，工作人員已經在安排我們的下一次音樂會，但至少那天我可以見到利伯蒂，這是露易絲在去醫院的路上想到的名字，當時收音機里正放著“神韻”演唱組的《幸運的人》。

在去醫院的路上，那應該是星期三的早晨，手機響了。

“你好，維多利亞”——是安德魯·湯普森，“辣妹”的律師——“方便說話嗎”？

他並不總是這麼謹慎。

“什麼事”？

我能感覺到他停頓了一下。

“潔芮要離開樂隊了。”

這些話停留在我腦子裡的某個地方，我像是吃了不該吃的東西。這肯定是玩笑，這一定是個玩笑。

“噢，好吧。”

“不，這是當真的，維多利亞。潔芮要離開樂隊。她受夠了。她不想再回來了。”

我——真的——無法——相信。

“那麼我們得開個會。中午十二點，在我的辦公室，好嗎？”

如果當時有人給我拍張照，那絕對不好看。猴屁股都要比我好看得多。

“不，中午我去不了。知道嗎？我妹妹剛剛生了小孩，我現在正往她那兒去。對我來說，這比什麼都重要。我可不願意一天都待在律師的辦公室裡。很抱歉，但今晚在抽獎節目上我們可以談一談。”

我怎麼應付這一切？和我妹妹呆在一起，不管它。

回到“辣妹世界”，一切都亂套了。我們都試著給潔芮打電話，可是她的行動電話一直關機，沒有人知道她在哪兒。

彩票抽獎是現場節目，一切都是面向公眾的。最後，在彩排結束後有人找到了她——我想她在她兄弟馬克斯的家裡。

至少，接電話的是他。我們一個一個地勸說她。我們說，好了，潔芮，我們一路走來才有了今天，你究竟在玩什麼呀？我還記得又做了一次努力——想讓馬克斯說服潔芮回到電話旁——可是馬克斯說潔芮不能再說話了，她已經上樓了，有點歇斯底里。

“她身體顯得不太好。”他說。

“潔芮生病了”成了那個晚上的藉口。我們都相信潔芮只是病了。我們甚至透過鏡頭向她揮手，笑得臉都快裂開了，我們祝她早日康復。

你怎麼解釋你自己都無法理解的事情？我最後一次見到潔芮是在飛往赫爾辛基的飛機上，我還記得那次飛行因為當時我們心情都很好——畢竟，我們在飛回家，儘管在家只能呆一天。我記得我一直在笑。然後，我們擁抱，說再見。

我無法想像事情會這樣。真的，一點兒也想不到。

我們仍然打算保密。潔芮可能病幾天，或幾個星期。

我們的歐洲巡演也只剩最後一場演出，在去美洲巡演的第一站，邁阿密的演出前會有短暫的休息。這一切可以掩飾過去。最終她會恢復理智。可是在我去機場的路上，阿倫·愛德華茲打電話來。報社有人打電話告訴他說看見潔芮在希思羅機場登機去了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