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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謀把車停下後去買了一點東西……公文包和電腦都被偷走了。”

“裡面有什麼東西？”我心情沉重地問。

“我們找回了公文包。但是，電腦裡的硬碟可能存上了作戰計劃。”

“這事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我心存疑惑地問。

“那是我怕告訴您的第二件事，”文森特說，“大約一週以前。”

“一個星期以前！”我說。“您到現在才告訴我們！”

最令人擔心的是英國通俗小報搞到這一訊息。以後幾天裡，我們的心情很緊張。我的新聞官斯馬倫上校監控著英國和歐洲的媒體，看看有沒有這一訊息落入敵人手中的徵兆。幸好沒有。我們的竊賊要麼是一個愛國者，不為個人利益洩露陛下政府的秘密；要麼是一個連報紙也不看的一無所知的壞蛋。

這一年年初，科雷塔·金曾邀請我去亞特蘭大擔任該地紀念馬丁·路德·金牧師的1月15日生辰遊行隊伍的最高典禮官。那時政治氣候開始變化。黑人在美國16歲以上人口中約佔百分之十一，而在海灣地區的美軍中黑人佔百分之二十六。顯而易見，給黑人造成的傷亡數按比例算要比白人的傷亡數高。《紐約時報》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百分之八十的白人支援解放科威特，而黑人只有一半支援解放科威特。

我在陸軍部隊司令部任職時，在亞特蘭大結識的南方基督教領導人聯合會成員喬·洛厄裡打電話給我：“科林，你知道我尊重您，但是……”

“但是什麼，喬？”

“有些人認為，一個軍人擔任金博士遊行隊伍的最高典禮官可能不合適。”

我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是使紀念這位人權鬥士的盛會受到任何損害。而且我當時知道在舉行遊行的那天我必須留在華盛頓，所以我就沒有去當那個典禮官。

11月20日，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民主黨國會議員羅恩·德勒姆斯及其他44個眾議員向聯邦地方法院起訴，以阻止布什總統在國會沒宣戰的情況下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大約在這個期間，代表洛杉磯市的民主黨議員朱利安·迪克遜在迪克·切尼和我有一次出席國會山會議時，就戰區內黑人數目偏高的問題，對我們大興問罪之師。切尼回答了這個問題，朱利安準備就此不了了之。但是，我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誤解，有必要徹底澄清。我說，我很遺憾，任何美國人，不論是白人還是黑人，都可能在戰鬥中陣亡。但是，如果軍隊中，特別是一支全志願兵制的軍隊中的黑人男女戰鬥人員，在履行義務的關鍵時刻，竟因膚色而被排除在外，他們的感情就會受到傷害。到布拉格堡的軍士俱樂部裡去看一看吧，並告訴那裡的黑人軍士，我們在軍隊中的黑人太多了。告訴他們，他們必須留在國內，而他們的白人夥伴則應出國去打仗。瞧瞧你會聽到什麼樣的反應。

我指出，軍隊對非洲裔美國人的平等機會，比美國社會的任何其他機構都多，他們自然就大量地加入武裝部隊的行列。我說，我們到國會講我們必須削減部隊，你就會抱怨說我們將減少黑人的機會，而現在你們又談起陣亡機會，是的，想減少陣亡機會。但是，這場危機一過去，你們馬上會回過頭來，對裁減部隊人員和封閉了非洲裔美國人的最好的職業領域之一而表示擔憂。難道你們要按總人口中的黑人比例來限制軍隊中的黑人數目，把其他黑人官兵都裁掉嗎？我認為不能這樣做。你是無法兩全其美的，一方面贊成軍隊在平時給予黑人機會，另一方面又不讓黑人在戰時去冒風險。減少黑人在軍隊中的比例的惟一辦法是，讓美國社會上的其他機構向非洲裔美國人開啟大門，同時保持他們目前在武裝部隊中享有的機會。

在我說這番話的時候，來自康涅狄格州的年輕代表、國會中惟一的黑人共和黨議員格雷·弗蘭克斯當面向我表達了感激之情。在我向他及其新議員同仁們講述了1月份海灣地區的情勢後，弗蘭克斯走到我面前說：“我要感謝您幫助我當選。”

“我幫助你當選？”我反問，“我可沒有參與政治呀。”

他咧開嘴笑了起來。“在我的選區裡，白人選民強調黑人除了善搞民權運動外，在其他方面也要有能力。多虧了您。他們看到了一個能躋身於白人世界的黑人。而這就幫了我的忙。”

我讚賞弗蘭克斯說的話，因為我也是靠黑人先輩的肩膀支撐起來的人。

總統從戴維營回來後，恢復了他在星期天晚上邀請“八人幫”到白宮開會的慣例。1991年1月6日我們在那兒聚會。晚餐之後，他領我們到他寓所的小辦公室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