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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那些螺絲帽一一擰緊。她的名字叫巴巴拉·西蘭多。她做事麻利、充滿朝氣，這使我們大家都覺得一切都不會有問題。她使我想起了自己常常用來開導別人的一句話：“永遠樂觀會使力量倍增。”在陸軍中，我們永遠都在想辦法增強自己的力量，而積極的態度就是增強力量的一個辦法。這一次我是受到別人的樂觀精神的感染，而且它的確起了作用。

邁克還要接受好幾次手術。不過，我們非常感激像範達姆、斯蒂芬·西赫爾尼克和戴維·麥克勞德等高明的醫生，是他們把我們這個已被宣判“死刑”的兒子送上了康復之路。我們也十分感激巴巴拉·西蘭多護士，她成了邁克的仁慈天使。有段時間我們覺得他們之間說不定還會萌發愛情。

此後的6個月，阿爾瑪和我的生活都在圍著醫院轉。我在處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各種緊急事務之餘，只要有時間就往醫院跑。我們的兒子在康復之中，這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得益於極佳的醫療條件，但也同樣是由於他自身具有某種堅不可摧的品格。對此，我們感到無比自豪。

指導里根的對外政策，一個很大的難題就是幫助總統不只是感情用事，而且要憑理智來處理問題。到1987年秋，中東恐怖分子已經扣押了9名美國人。里根不顧對他的總統職位可能帶來的風險，還想再搞一次解救人質的行動，這次是用發射一枚“霍克”導彈的辦法來達到目的。他之所以有這樣的考慮，既是出於對人質的同情，也是因為他知道一場人質危機對卡特的總統職位造成了何等損害。卡盧奇和我對總統做了很多工作，勸他不要在公開場合多談這些綁架事件。這倒不是因為綁架不是殘忍行為——這的確是殘忍行為——而是因為對這種事情過於注意和過分宣傳恰恰會使扣押人質的做法產生效果，促使我們的敵人去抓更多的人。為使這個問題得到正確的對待，我們指出，在華盛頓街頭，每週都有這麼多人落入城市恐怖分子之手。我們不能聽任我們的對外政策被一小撮狂熱分子的政治空手道牽著鼻子走。

同樣，戰俘和戰鬥失蹤人員也是一個不時出現的問題。在這方面，總統也常常受到一些人的影響，其中包括像安妮·米爾斯·格里菲思這樣一些能幹的領導人。安妮·格里菲思有一位弟弟在戰鬥中失蹤，她是受尊敬的全國家庭聯盟的負責人。但是，戰鬥失蹤人員的家人也常受到一些欺騙老手的操縱。他們偽造證據，用虛假的口實籌款，中飽私囊。若能記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戰鬥失蹤人員約有78750人、朝鮮戰爭中有8100人、越南戰爭中有2230人，也許會有助於人們正確對待這個問題。我知道，一個用炸彈做成的餌雷爆炸或一架戰鬥機爆炸所造成的戰鬥失蹤人員我們也許永遠找不到。儘管如此，我認為在得到有關所有戰鬥失蹤人員下落的儘可能充分的說明以前，我們必須繼續對越南人、寮國人和柬埔寨人施加壓力。

11月初，卡普·溫伯格告知總統，他打算辭去國防部長職務。珍妮·溫伯格的骨質疏鬆症和其他疾病加劇了。部長幹這項令人勞累不堪的工作已經長達7年。今年，在國會抵制溫伯格關於增加預算的要求時，白宮卻沒有支援他，這已經是第二次了。總統本人對他依然沒有二心，但是他同南希·里根的關係一直不大好，現在更加惡化了。這對本屆政府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挫折。講究實際的第一夫人認為溫伯格對蘇聯那種始終不變的敵對態度是違反歷史潮流的。在溫伯格和舒爾茨之間長期存在的不和中，她越來越站在舒爾茨一邊，這使溫伯格很痛心。他是一個夠格的演員，知道自己該在何時退場，於是他要求總統解除他的國防部長職務。

物色新部長沒用多少時間。溫伯格的能幹的副手和親密的知己威爾·塔夫脫是一個候選人。但是這項使命又一次落到弗蘭克·卡盧奇的肩上。他在每一個國家安全部門中的表現都很出色，這使他成了最恰當的人選。塔夫脫則留任原職，當卡盧奇的副部長。

由於卡盧奇要去國防部，我覺得這是我爭取重返陸軍的一個機會。但是一天早上白宮辦公廳主任霍華德·貝克在路上堵住我把我領到他的辦公室後，這個機會就不復存在了。“如果我們向總統提議讓你來當國家安全顧問，”他說，“你願意幹嗎？”

“霍華德，”我回答說，“在波因德克斯特下臺之後，你不能再安排一位現役軍官當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頭頭了。你會因此受到攻擊的。”

“總統想任命誰就任命誰，”貝克說，“我現在問的是你願不願意幹？”

拒絕總統的任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事到如今，我再回陸軍的希望反正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