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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曼的多次交談中，有一次我曾提到“藍色調羹”對隱蔽行動性質來說可能是一個很好的代號，但當行動公開後，這個代號很難號召人民拿起武器。你不能要人民為一把“藍色調羹”去冒生命危險，這成什麼話？我們隨便交談了很多想法，最後根據瑟曼的建議確定取這次行動的代號為“正義事業”。這個代號除了具有鼓舞人心的鏗鏘之聲外，我喜歡它還因為，這樣即使最嚴厲的批評者，今後在罵我們的時候也不得不說“正義事業”。

戰爭計劃是整合千上萬個勞神費心細節之大成。天氣變壞和美國本土的結冰情況將妨礙我們結集所需的空運能力。作戰方針和關於部隊行動的一些規定，如何時可以使用致命性武力等必須經過審批。我必須告訴瑟曼更改F…117A隱形飛機的目標清單。我們不願出現這樣的情況：認為諾列加可能在鄉間別墅，就去轟炸那裡，結果沒炸死他，卻炸死了女傭和孩子。

在入侵前的一個晚上，在暗夜中我驅車回家時獨自坐在後排坐位上，心裡充滿不祥的預感。我將捲入一場我所敦促的戰爭，又是必然要流血的戰爭。我做得對嗎？我的建議正確嗎？如果美國的嚴寒天氣妨礙了空運，情況會怎樣？我們又怎樣來支援已經在巴拿馬的部隊？我們的傷亡會有多少？在作戰中有多少老百姓可能喪生？這一切值得嗎？我是帶著自我懷疑的煩惱就寢的。

12月19日，星期二，一大早我就趕到五角大樓，發現在能幹的主任邁克·卡恩斯中將領導下的聯合參謀部和馬克斯·瑟曼的南方總部的參謀班子都對情況瞭如指掌。霍華德·格雷夫斯陸軍中將善於把我們的軍事計劃和國務院及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融會成一體。一切零星事務都處理得井井有條。我們是“處於起跑的良好狀態”。我的信心大增，昨夜的憂慮消失了。我的心境進入了暴風雨前的平靜。

那天下午，離國家投入戰爭不到10小時之際，我在辦公室裡接待一個名叫蒂法尼·斯塔克斯的學生，她要我講講我選擇軍事職業的原因。這次談話是該姑娘所在中學的“名人訪談”計劃的一部分。早些時候，我曾與安納波利斯的海軍學校一名學員托馬斯·P·戴利共進午餐，那頓飯是在我賭輸了最近一次陸海軍橄欖球賽後請吃的。我按日程進行與青年學生的天真無邪的交際，以便使我在這一天看來過得像平常一樣，從而加強了對“正義事業”的保密。

在與斯塔克斯小姐談話之後，我悄悄地去白宮參加行動前的最後一次會議。吉姆·貝克和國務院已制定了一項計劃，在行動開始前，偷偷地把恩達拉從隱藏之處帶到美國陸軍南方總部基地克萊頓堡，在那裡他將宣誓就任總統。我們還沒有得到恩達拉對該計劃的認同，在黃昏以前，我們也不知道他是否會這樣做。恩達拉的參與是入侵前要核實的最後一個關鍵問題。如果我們沒有他共同行事，那麼，布什總統就不得不定下決心，是沒有他照樣行動，還是半途取消這次行動。

諾列加有什麼訊息？總統一直在問。我們能不能捉住他？如果我們交不出諾列加，是不是這次行動將被視為失敗？“總統先生，”我說，“我們沒有辦法知道攻擊發起時他在哪裡，但是，不管他在什麼地方，他都不是軍政首腦了。他不能露面了。”我也審慎地反對把某一個人當成是魔鬼，並把我們的成功押在他的命運之上。不過，任何一位總統都必須使舉國上下來支援他的政策。而如果該政策是進行一場戰爭，那要喚起公眾輿論反對空泛的政治目標是非常困難的事，莫如以反對一個有血有肉的壞蛋為目標更有號召力，而諾列加是不折不扣的大壞蛋。

星期二晚7點40分我在家中接到切尼打來的電話說，恩達拉已同意參與行動。“正義事業”計劃可以執行了。8點半我回五角大樓時只告訴阿爾瑪說我要出去一會兒。我沒有細說。前幾天的連續緊張使我感到疲倦，於是我在辦公室裡打了個盹。晚11點半，我隨迪克·切尼同去全國軍事指揮中心，那裡有像迷宮般的眾多房間，裡面塞滿了電子計算機、地圖、無線電和電話機，當班軍官們在各處來回奔波。湯姆·凱利最近為我、我的主要參謀人員和國防部長在迷宮的中央闢出了一間處理指揮的房間。在房內我們坐在一張桌子前，桌上有兩臺面對著我們的接收來自巴拿馬情況報告的大螢幕電視監視器。在我們後面是另一張桌子，上面擺著直通瑟曼、斯蒂納和他們在巴拿馬誇裡高地司令部的保密電話。

湯姆·凱利屈身在我耳邊說：“氣候耽擱了我們的行動。但現在飛機都已起飛昇空。”飛機是從布拉格堡附近的波普空軍基地以及美國各地的基地飛往巴拿馬的。我們知道，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