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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茨曼把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現在的地位同謝爾托克之被拘留作一對比，謝爾托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拉起一支二萬五千名巴勒斯坦猶太人的軍隊，與英國人並肩作戰，而穆夫提則是：“一個戰犯和一個英國的不共戴天之敵”。穆夫提在5月29日，作為一個政治難民在巴黎附近從半監視的情況下逃脫，並冒名用一張敘利亞護照，乘一架美國飛機飛往開羅，韋茨曼說，現在他“坐在一座宮殿裡”——似乎這次成功的逃跑是得到英國贊助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在英國宣傳說，圍捕“派爾馬契”，目的是反對猶太工聯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和合作村社居留地，克羅斯曼在下院宣稱，軍隊已逮捕了“全部。。政治左派。。認為他們是抵抗運動的領導人。”貝桑地區的定居地所發表的一個荒謬透頂、顛倒黑白的宣告中宣稱：“男女老幼，孕婦病人以及跛子，均被用槍托野蠻毆打，用刺刀戳，用腳踩，被踢得不省人事。。。很多人手足斷折，失去知覺。”然而，後來一位猶太代辦處所贊同的歷史學家承認，全國“在第一天軍事行動結束後，只有一名英國士兵和四個猶太人被打死。此後，再也沒有人被打死。在數十名受傷的人當中（據官方公報的說法是八十名）——移民們計算的數字加在一起就高得多了——只有一個人在醫院住了一個相當的時期。”

杜魯門總統聽從了英國人一再堅持的意見，認為英美委員會的報告需要作為一個整體加以研究，並派遣他的巴勒斯坦問題內閣委員會中的“代表”們到倫敦去，在亨利·F·格雷迪大使領導下，與英國巴勒斯坦問題專家尋求一個諒解。 與此同時，伊一茲一盧和“哈迦納”的指揮官看到，由於6月20日英國大規模的逮捕，使相當一部分猶太人的自信心發生了嚴重的動搖，並判定“只有透過一次成功的反擊，才能使她們重振士氣”。早在春天的時候，伊…茲…盧就想出了一個炸燬巴勒斯坦政府總部的計劃，這個總部與軍事司令部同設在耶路撒冷大衛王飯店的東側和上面幾層樓上，下面幾層樓通常用作旅館。對這個計劃及時提交“哈迦納”的指揮官加以考慮，他們在原則上並不反對，但當時認為尚不成熟。然而，在6月29日英國的圍捕之後，他們立即批准該項計劃，作為一種報復，並決定在下班之後執行，以免人命損失。

在以後幾周內，顯然他們曾兩次或三次要求過推遲擬議中的日期，最後，伊…茲…盧決定在7月22日中午單獨行動。卡車上放著裝滿炸藥的牛奶桶，車上配備有穿著阿拉伯人衣服的恐怖分子，開進了（顯然是沒有設崗的）飯店的廚房入口處，並沿著底層走道一直開到東側的底層：廚房人員被阻止入內，一位在場礙事的英國軍官被開槍打死。恐怖分子在一個不傷人的“爆竹炸彈”掩護下安全逃脫，並囑咐一個女黨徒打電話警告飯店經理人員從大樓撤退，還對靠近飯店的《猶太復國主義巴勒斯坦郵報》的辦公室和法國領事館發出警告。定時信管撥準在半小時後引爆五百磅梯恩梯炸藥和硝酸甘油炸藥。這次爆炸造成了飯店東側的整個南部一半房屋的倒塌，炸死英國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共九十一名，傷四十五人。

在這次暴行事件發生後的當晚，“哈迦納”最高指揮部命令其下屬對英國當局採取順從態度，“以表示猶太人反對在耶路撒冷所發生的事件”；正如以往發生這類事情時的情況一樣，代辦處和猶太民族會議對猶太人發表了一個敷衍塞責的呼籲，號召他們“起來反對這些令人憎恨的暴行”；然而，與此同時，新的“哈迦納”指揮者顯然恢復了和恐怖分子領導人的共謀活動，摩西·斯奈在哪裡停下來，他們就從哪裡接著幹。“我覺得，”伊…茲…盧領導人寫道，大衛王飯店暴行事件“以後的一段時期內，他們與我們的關係也許最為親密”；“我們長久繼續準備協同行動的計劃”。與此同時，代辦處和猶太復國主義者的一些多種多樣的宣傳途徑再次做了他們對摩根將軍1月記者招待會所做的事。他們發現，現在正好有一個辦法，可以用來轉移人們對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恐怖運動的注意力。巴勒斯坦地區的總司令（陸軍中將伊夫林·巴克爵士），釋出了一項限於在他管轄的範因內傳達的命令：著即停止軍隊和猶太人之間的一切社會接觸。其措辭如下：

巴勒斯坦猶太人對於一連串暴行事件（其頂點是炸燬大衛王飯店中的大部分政府辦公室，造成人命的慘重損失）決不能逃避罪責。如果沒有一般猶太老百姓的現行的或消極的支援，則真正進行這種犯罪行動的恐怖主義匪徒們一定會很快被挖掘出來，從這方面來說，這個國家內的猶太人都是同謀，都在參與犯罪。

我決心要使他們受到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