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部分(第2/4 頁)

動，使自己能防止或適應長槍黨的新花樣，伺機復仇或躲避報復。一個共同的唯一願望就是不要再有戰鬥了。

佛朗哥的勝利把這兩個伊比利亞半島的國家放到了一條外交鏈條的中間，一邊連著德國和義大利，另一邊連著英國。西班牙民族主義者的事業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間造成一種奇怪的感情一致：佛朗哥緊緊依靠軸心國；葡萄牙的政策在傳統上則以聯英為基礎。

西班牙和葡萄牙有著互相敵視的傳統，一如1707年結成聯盟以前的英格蘭和蘇格蘭一樣，較弱的一國總感到自己的獨立受到威脅，較強的一國則又週期性地要回到那種因自然地理的整體性而應完成政治上統一的傾向。歷史上唯一的西班牙…葡萄牙聯盟是由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於1580年實現的，在1640…1668年的分離戰爭中解體。此後，最初在十四世紀締結的古老的英葡聯盟有了新的重要意義。對英國來說，葡萄牙是對付西班牙的海上緩衝國和橋頭堡，正如低地國家在英國對付法國方面所起的作用一樣。對葡萄牙來說，同英國結盟乃是它的獨立的保證。歷次拿破崙戰爭便為此種聯盟所起的作用提供了典型的例證；拿破崙戰爭也曾使葡萄牙的土地被他國侵佔，因為在1801年的西葡戰爭中，西班牙人奪走了葡萄牙的邊界城鎮奧利文薩，儘管1815年的維也納條約中明文規定，西班牙卻沒有將它歸還給葡萄牙。在十九世紀，伊比利亞統一的理想再度以新的形式復活，也象在西班牙一樣，成了葡萄牙詳加探討的題目；右翼致力於王朝聯盟的想法，左翼則傾向於共和聯邦；而同英國結盟則仍然是葡萄牙獨立的最大支援。

這兩個伊比利亞半島國家只有在彼此有著類似政權時它們的相互信任才有保證，而部分地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它們政治上的搖擺往往不是同步的。民族主義者在西班牙內戰中的勝利，創造了自1910年葡萄牙君主制度被推翻以來第一個這樣的和諧局面。葡萄牙推翻君主制度以後使成了一個帶有蠱惑性的共和國，西班牙則依舊是個保守的君主國。1926年，葡萄牙軍人革命開創了獨裁主義的“新國家”，政治上向右擺，但五年之後，西班牙君主制度崩崩潰，繼起的是一個具有左傾的、伊比利亞主義傾向的共和國。西班牙內戰一開始，葡萄牙政府就支援西班牙民族主義者的反共和天主教的事業。這標誌著意識形態的考慮壓倒了傳統的政治考慮，因為，雖然西班牙共和派的勝利也許帶來了建立一個伊比利亞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危險，但長槍黨的宣傳也鼓吹這個半島的統一。薩拉查也許曾希望在同佛朗哥的關係上能得到他的優遇和厚待，這種地位是墨索里尼在同希特勒關係中一度得到過的。但是一當西班牙民族主義者贏得了內戰勝利，這種角色安排就或許要上下易位了。佛朗哥在那勝利的時刻（1939年3月18日）同葡萄牙籤訂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表面上，此舉是鞏固了這兩個政權的團結，葡萄牙政府還可能希望，這也可以被認為是一種重申保證的措施。但西班牙民族主義者就在下一個月撤銷了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的自治權，對一個正處在慶祝反對西班牙奴役的民族起義三百週年前夕的國家來說，這不能說是西班牙民族主義者的伊比利亞政策中的一個令人鼓舞的範例吧。

佛朗哥的造反多半是靠義大利和德國站在他這一方面進行了干預才取得勝利的，因此，隨著他的勝利而來的是國際上關於西班牙的主要問題已成為今後它依靠軸心國的程度問題了。西班牙自己對待兩個軸心國就有著不同的態度。齊亞諾於1939年7月會見佛朗哥時提到，雖然西班牙人贊成羅馬…柏林軸心，但他們急於要“強調對待義大利和德國的感情顯然不同”。這方面有兩個主要原因。德國頗有可能成為更強大、更不可靠的盟友，對西班牙獨立的威脅也更大。而且出於天主教感情，對國家社會主義有著內在的敵意，那種感情也許是西班牙民族主義運動內部各種動力最強的一種。西班牙的僧侶統治集團曾強烈支援造反事業，但一朝勝利給它恢復了特權，梵蒂岡的比較審慎的政策獻很可能佔上風了。甚至象蘇涅爾這樣的長槍黨狂熱者對納粹分子也懷有天主教偏見，儘管他後來在西班牙政治中成了他們的鼓吹者。

軸心國自己對西班牙的政策在其規模和深度方面也各有差別（事實可能是，它們原來希望西班牙發動一次軍事政變和進行一些巷戰。而不是打三年內戰。但一旦承擔了義務，也就無法往後退了）。義大利把佛朗哥的事業看成是它自己的重大利益所在；德國則只是把它從屬於自己的更廣大的目標。義大利曾派去步兵並在海上起了較大的作用；德國則派去了空軍和特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