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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為著自己單方面的利益，後來不惜以日本的武力也把一種類似封閉經濟的體系強加於其他東亞國家。就這點而言，渥太華協定對日本以及對其他窮國都產生了巨大的心理影響。

如果已沒有氣候宜人的空曠大地留待日本去殖民，如果在國際貿易基礎上有利於建立工業的其他可供選擇的辦法又必須聽命於非日本所能控制的干擾力量的擺佈，那末日本就再也無路可走了（重新掌權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就是這樣論證的），因而日本只能為它自己征服一塊領土，為它提供必要數量的必要原料和市場，而且不管日本的共榮圈範圍以外的世界發生什麼事情，它還是能在經濟上對其進行剝削。

此種思想在此重大關頭就顯得更加有力了，因為日本人對它早已心領神會。決心投入戰爭和進行征服不是什麼新政策。在整個十八世紀，王政復古運動的支持者們一貫把對外侵略和擴張的思想同這一國內政治革命綱領聯絡在一起，這便是象吉田松陰等一些導師們所提出的政策，1868年實現王政復古的那一批氏族武士領袖也都是吉田培育的。吉田還親自規定了日本擴張的方向；王政復古以後，只是為了謹慎行事，而且準備也還不足，所以日本尚能剋制。日本的許多主要人物想立即侵入亞洲；他們的慾望是那麼強烈，以致引起了一場內戰（1877年計程車族的叛亂），為的是要就是否應當發動戰爭作出決定。如今，對於日本的這個新的“富農”軍人階級來說，正如同對於舊時代的武士軍人階級來說一樣，這一尚未正式出籠的對外征服政策，還不僅是一劑包治經濟百病的萬靈丹。在經濟方面，日本雖然受到了1929年以及其後幾年在世界範圍內的不景氣的沉重打擊，但其所受打擊的程度還不及英國和其他國家那麼沉重，而這些國家都終於克服困難，根本沒有夢想到要象日本人那樣求助於軍事侵略。當時英國的人口問題和食品問題都比日本嚴重。日本成功地保全了它的農業，並把糧食產量翻了一番，它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即用國內生產的糧食養活了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日本在對外貿易的支付方面也一直能維持到1936年，那年它既要在國內擴大重工業以推動軍備生產，同時又要在滿洲搞五年計劃，因而犯了力不勝任的錯誤。在軍人階級心中所作的決定性考慮，並不是從經濟或人口方面出發，而是從社會和政治方面出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緊接著的後來幾年中，日本在亞洲大陸軍事冒險的慘敗，給日本軍人階級在國內的威望以沉重打擊，這次失敗是記載在1921…1922年的華盛領會議錄上的，是英語國家在外交上擊敗日本的一大勝利。在整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只要幣原男爵對世界其餘國家所玩弄的“睦鄰”政策取得優勢，日本軍人就感到他們的權力和影響在日益衰退。如果幣原體制繼續在經濟上帶來利益而又不需要作出軍事犧牲，從而繼續贏得日本人民的好感，日本軍人的情況又會怎樣呢？日本軍人階級無疑也和其餘人類一樣遭受到1929年經濟暴風雪帶來的困苦；可是他們不能不歡迎這場刮到他們膝頭上來的暴風雪，因為這是一個恢復他們自己那時業已深受損害的社會和政治地位的意外機會。

到了1939年春天，從日本終於採取它的軍國主義者的孤注一擲的侵略政策以來，已經過去了七個半年頭了；從表面上看，日本的新領導們似乎已經用成果證明了他們的政策的正確性了。日本違犯國聯盟約並對抗西方世界的輿論，已經用武力從中國手裡奪走了整個滿洲。那裡有著豐富的煤、鐵儲藏，那裡有著廣闊的可耕土地，居住著亟需消費品的中國勤勞農民。而且，自1937年夏季以來，日本進而又佔領了中國關內東北部的主要交通線和城市及工業中心。還有，為了進行中日戰爭——這場戰爭一如日本人口那樣，正在起勁地擴大——日本業已在國內建立起它迄今缺乏的一個給人印象深刻的重工業系統。從表面上看，1939年春天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較之1592年豐臣秀吉入侵朝鮮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為卓越；可是在表層下面，在那場暴風雪突然發作或一切已成定局以前，就有充分根據可知早在十年前就因日本人臉上露出皺紋而顯出其身體欠佳了。

到了1939年，凡是有點眼光的人都已看清，日本在大陸上的軍事冒險並不能按計劃進行。滿洲確有財富，而且日本這時已把它抓到手裡了，但滿洲的財富大部分是潛在的，不是現成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滿洲經濟情況很象一百年前的密西西比流域。要是在其巨大的潛在資源方面投入與其規模相適應的創業資金，它是會結出豐碩的果實的。十九世紀的美國拓荒者，能從當時繁榮的歐洲籌得必要數量的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