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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再度向東京提出警告。日本人試圖以停止用帆船從大陸運來糧食的辦法，迫使工部局讓步。但是，由於他們不敢阻止外國輪船從海上運來的供應品上岸，這種策略證明是無效的，儘管它帶來了許多困難。日本人施加壓力要求立即任命一名日本籍督察，其地位應僅次於首席警官。如果能辦到這一點，他們答應支付日本督察的工資。但是工部局得到美國、英國和法國駐廈門領事的支援，堅決抵制了這個建議。工部局相信，如果接受了日本人的要求，日本人不達到使首席警官去職的自的是不會罷休的。他們然後就能控制巡捕，並處於一種支配公共租界的地位。談判從夏天拖到秋末，但工部局最終證明，它在拒絕任命一名巡捕房日本籍高階督察這件事上是做得成功的。當歐洲戰爭爆發時，英國和法國的登陸小分隊就從鼓浪嶼撤走了，但是與那裡的日軍力量不相上下的美國小分隊仍然留了下來。10月17日，鼓浪嶼工部局和日本總領事達成了一項協議，並得到領事團的批准。工部局同意在它的巡捕隊中再任命一些額外的日本警察，並在鎮壓恐怖分子活動方面同日本當局合作，但是並沒有作出什麼讓步來削弱它對公共租界的行政控制。10月18日，美國和日本的登陸小分隊同時撤走。

鼓浪嶼僅僅是一塊很小的地方，大約只有二百五十個外國人。但是如果日本人在那裡達到了他們的主要目的，他們就會更加大膽地去上海也試試這同樣的方法。然而，在對公共租界進行威脅時，他們觸犯了所有其他主要締約國的利益，結果是，他們遭到了集體的抵抗。此外，他們更加合法的要求，即公共租界工部局應竭盡全力來防止政治暗殺，很快地就被接受了。在1939年的春天和夏天，一種不同的情況在天津出現了。在這裡，日本人能夠集中力量主要對付一個大國，即英國；也正是在這裡，象下面將看到的那樣，他們有著一個較好的機會。

在1938…1939年期間，英法兩租界當局同駐在華北的日本軍事當局之間的關係已發展到了危險的狀態。正如在上海那樣，日本人抱怨說，外國人管理的地區正在被親重慶的恐怖主義分子利用來作為一個基地，以發動一場針對日本人扶植的華北臨時政府的暗殺運動。日本人還斷言說，向活躍在華北農村地區的中國游擊隊偷運武器和貨幣的走私分子，在英租界和法租界設有他們的總部。駐華北的日本軍事當局指責英租界和法租界當局不僅沒有能制止這種活動，而且缺乏協助搞好這項工作的誠意。這些非難也得到了東京日本政府的呼應。日本人還進一步聲稱，由兩租界巡捕房的中國巡捕進行的調查和搜捕是十分無力的，因為他們自己就同情恐怖分子和游擊隊。他們要求把被控告有恐怖行動或參加恐怖組織的中國人引渡給親日政權控制之下的當地中國地方法院審理。

在這種情況下，英國駐天津的總領事建議，並得到英國駐華大使的同意，凡屬在租界內從事非犯罪性的抗日活動的中國人應就地拘禁；但是，實際的或潛在的暗殺人犯則應移交給事實上的當局，如案件表面上的證據已屬確鑿的話。總領事也願意開除工部局巡捕房的任何僱員，只要能夠證明他確曾幫助過抗日活動的參預者。在這裡，實際情況是，雖然日本人可能確實有證據來反對他們所控告的中國人，但他們要向英租界當局提供這種證據，則不能不使他們的情報來源遭到破壞，或者使被控告者預先得到通風報信。另一方面，英租界當局也不願意按對方的要求就把中國人移交給日本人或他們的下屬人員，因為這樣做會引起合法的中國政府方面的不好的反應。他們在租界中確實拘留了一些嫌疑犯，其中有一個叫蘇敬武（譯音）的，據說是一位著名的游擊隊領導人。但這遠遠不能使日本人感到滿意。

除了這個爭論不休的恐怖分子活動的問題之外，正如在上海那樣，還有其他爭端問題。1938年2月，日本人在北平開辦了聯合儲備銀行，這是一家發行鈔票的銀行。他們希望聯合儲備銀行券會排斥法幣，即合法的中國政府的貨幣；同對他們採取措施，在華北日本佔領區強迫使用儲備銀行券。但是要想取得普遍的信任，則新貨幣還需要有足夠的硬幣來支援。為此目的，日本人希望把屬於合法的中國政府的兩家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白銀拿到手，並移交給聯合儲備銀行。1935年11月，中國政府實行了幣制改革，它包括髮行一種管理通貨和停止白銀流通。但是在當時，日本人以出面干涉相威脅，阻止了北平和天津的這兩家中國政府銀行分行的存銀運往上海。總值約五千三百五十萬中國圓的銀錠就這樣存放在天津英法兩國租界和北平使館區的銀行庫房中。如沒有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