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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者）的秘密協定。同一日期，英國和法國手中則有同波蘭（它將在三週之內被消滅）和同土耳其（它一直保持中立，直到它的援助已經不再需要了）分別簽訂的雙邊協定，還有對希臘和對羅馬尼亞提供的單方面保證，前一保證沒有能拯救希臘在次年免遭波蘭的命運，而後一保證則被約訂的受益國遵照德國的命令在1940年6月公然當面扔回給擔保國。與此同時，英國在開始同德國作戰之前或之後都未動員其全部的工業和財政實力。直到法國淪陷之後，它才做到了這一點。在降臨英國自己大門口的浩劫也使它陷入迫在眉睫的將被德國征服的危險之前，它沒有使自己進入戰備狀態以便為自身的利益進行有效的戰爭，更不用說對那些脆弱的國家提供有效的支援了，這些是英國到那時為止想方設法所爭取到的僅有的盟國。

無論如何，在1939年3月17日到1940年6月之間，一位不友好的西班牙漫畫家很可以勾劃一幅英國人的辛辣漫畫，把他描繪成一個神氣十足的紳士派鬥牛士正踏過新被殺害的捷克斯洛伐克屍體，兩手插在口袋內，閒步走向德國公牛迎面衝來的途中，這頭野獸此時正在準備投入死亡競技場上的下一個回合。這幅幻想中的漫畫是很接近真相的，因此足以令人提出這樣的問題：聯合王國的政府和人民怎麼會這樣的蠻幹？答案如果可以找到的話，那就是由於兩個弱點。一個是1939年3月17日以後張伯倫內閣的心理狀態。另一個是甚至在那個重大的日子以後，無論是議會還是在全國，各種意見繼續分歧。

從1939年3月17日張伯倫公開宣告英國將抵抗德國的進一步侵略到1940年5月10日他辭去職務這段時間內，他和處理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內閣”中的他的三位同僚，將英國帶到了災難的邊緣。當張伯倫讓位於丘吉爾的時候，英國正處在迫在眉睫的、將被德國征服的危險之中。然而這些把他們的國家帶到如此接近於毀滅之境的政治家們並不是“罪人”。恰恰相反，這些品德高尚的人士已經盡了異常大的力量，以便在國際強權政治的弱肉強食舞臺上將道德原則應用於政治實踐，在這兒通常的行為準則不是基督的，而是（《聖經》中的）以實瑪利的。

使得這四個人一致同意採取那個危險方針的是由於一種強烈的宗教傳統的影響。哈利法克斯和霍爾是英國國教聖公會非常積極的普通成員；西蒙是一位公理會牧師的兒子；張伯倫是一個唯一神教派家庭的子弟。因此，在張伯倫的“核心內閣”中，國教與獨立教會平分秋色，不過獨立教會的傳統略佔優勢，因為兩個聖公會成員之一的霍爾其祖先是教友派的信徒，而兩個獨立教會教徒之一的張伯倫則是首相。在“核心內閣”中的獨立教會傳統的力量可以說明許多問題。到1832年為止的一百六十年中，是不準英格蘭和威爾士的非國教教徒參加公共事務的，因此他們的精力不得不另謀出路。雄心壯志引導他們投身於貿易、工業和技術，而宗教則使之趨向於慈善事業；他們在六代人的時間內由於從事這些和平與建設性的事業而培養起來的精神，又被他們在獲得公民權利以後灌輸到英國政治生活中去，十九世紀的英國自由主義就是這種精神在政治上的表現。到了1939年，這個一度被剝奪公民權利的階層的成員，久已在政治中起主要作用，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象張伯倫一家人那樣，已從自由黨人轉變為自由黨…保守黨人；但是他們在政治上的變質並未使他們同來源於他們過去宗教傳統的精神相疏遠。恰恰相反，當這些非國教教徒的前自由黨人踏進政界併成為保守黨人時，就將自由主義的精神灌輸給保守黨，而在此之前他們已把它帶給了全國。這也可以從張伯倫得到的支援看出：當他面對希特勒的侵略，冒險試圖將自由主義的道德原則應用於執行英國外交政策的實踐時，他不但得到保守黨的而且也得到工黨和自由黨的支援。

張伯倫及其同僚的悲劇——這也是他們祖國的悲劇——在於，他們身負重任，所以輪到他們要在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上發揮作用，而這一世界同他們被培養大的那個文明世界是不相容的。在不炫耀暴力的那些領域內，英國自由黨人（從這個字的廣義上來說）精神上是心安理得的。他們對於國內社會改革，包括髮展地方自治政府在內（張伯倫在其早期成年生涯中曾獻身於這方面的事業許多年）是有專長的。他們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是感到侷促不安的，即使在那個突然於1914年終止的短暫年代也是如此，而當時的外交，甚至戰爭，都是有節制地進行的，而且也尊重一般公認的準則。在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預報的、自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的上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