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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民族自決這項原則給了希特勒發動侵略的機會，這是1919…1921年間領土解決辦法的制訂者所未曾預見到、或許還是不可能預見到的；但是即使他們目光能看得較遠，他們也不大可能根據任何其他原則來解決這個問題。領土問題的解決，如果希望不只是竊賊之間的一項公約的話（例如希特勒和斯大林在1939年訂立的公約，以及羅曼諾夫、霍亨索倫和哈布斯堡帝國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為瓜分波蘭而訂立的各項條約），就必須根據一項公認的、廣泛贊同的原則來進行安排。1919…1921年和平條約的制訂人如同1814…1815年的前輩一樣，是一些有道義原則的人，雖然象那些前輩，誠然，象大多數其他政治家那樣，遇到那些原則同本國的私利發生衝突時，他們便未能十分正直地貫徹他們的原則。在1919…1921年間，由於若干原因，民族自決的原則是勢必要採納的。根據1867年的奧匈妥協，哈布斯堡王朝下的一些民族被撇在或安排在附庸的地位，它們的不滿就成為後來所進行的那場戰爭的根本原因之一。塞爾維亞人是一個遭到哈布斯堡王朝和毗鄰的獨立的塞爾維亞王國分割的民族。他們的民族主義就是引起歐洲火藥庫爆炸的火花，而使英國不可避免要介入這場戰爭的事件則是德國對比利時的入侵。比利時人民於1830年維護了他們的民族自決權利；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它的中立於1839年得到了歐洲所有大國的保證。因此在1919年，審慎和正義似乎都要求滿足迄今尚未滿足的民族願望。而且，在把民族自決原則實施於東歐時，它必然使那裡的政治地圖發生徹底的變化。

1815年，東歐的政治地圖是很簡單的。這一廣大地區從希臘的南端到芬蘭的北端分別隸屬於四大帝國——奧斯曼、哈布斯堡、羅曼諾夫以及霍亨索倫——的版圖。自從1814…1815年第四次瓜分波蘭和第四次瓜分威尼斯領地以來，這四個帝國有了共同的邊界，邊界線連綿不斷，其間並無小國把它們分隔開來。在1815年，門的內哥羅是這一大片區域中唯一獨立的小國。其後不久，以前曾是簡單的東歐政治地圖，由於奧斯曼帝國內東南歐的一些從屬民族的漸次解放而開始分裂成一系列新興的小國。到了1913年，奧斯曼帝國以前所轄的、阿德里亞堡以西和以北的領土都已經“巴爾幹化”了。但是直到1918年，這一“巴爾幹化”的過程才突然超越了以前被稱為“土耳其歐洲部分”的範圍，蔓延到了前哈布斯堡王朝的全境，並且在其北面蔓延到前霍亨索倫帝國的東緣以及前羅曼諾夫帝國的西緣，把芬蘭也包括在內。這些強大帝國瓦解後建立起來的弱小國家所統轄的地區突然大規模地向北擴張，完全改變了歐洲的政治結構，使這個地區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政治真空，而在過去一百多年內，幾個大國在這個地區內是相互接壤的，並沒有小國處在它們之間。這一結構上的改變為德國進行侵略提供了機會，如果德國落到一個冒險家的統治之下，而他又能看出這個機會並加以利用的話。

乍看之下，兩次大戰間的歐洲政治地圖顯示出，由於1919…1921年的領土解決措施，德國蒙受了重大損失。德國象俄國和業已覆滅的哈布斯堡王朝一樣，對於東歐新建立的一些國家的領土也被迫提供了一部分。然而細看之下就能發現，由於這一新的安排，從長遠來說德國有機會獲得利益，因為這為它提供了一種可能性，使它最終能成為以前兩大鄰國對於這些繼承國家所提供的領土以及它自身所提供的比較微小的領土的繼承者。

德國具備這一可能性，因為1919…1921年的和約並未剝奪它的政治與軍事力量的兩大基礎：它的工業潛力和它的中心位置。德國的工業潛力能使它將東面的一些新興的小鄰國置於控制之下，如果法國和英國一旦放棄或擺脫它們根據凡爾賽和約的軍事條款自行承擔起的防止德國的保證的話。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外，東歐的新興國家在工業發展方面都是落後的。而德國所處的中心位置使它能將這些新興國家同它們的天然盟國法國和英國隔絕開來，如果重新武裝起來的德國設法在軍事上再次控制了萊茵蘭的話。1936年3月7日，德國未遇到西歐列強的抵抗就做到了這一點。從這時起，它再度擁有歐洲體系內中心大國和最強的工業大國的全部優勢。

自從1516年西班牙王國透過查理五世一人同勃艮第王國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領土達成政治統一以來，這一體系就一直在發揮作用。從那時直到著述本書的1955年，歐洲始終有一個主要大國不時地威脅著要向四面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