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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個的必要。這就是說，蘇聯政府自從在戰爭中上臺以來，就一直在期待著戰爭，並準備著戰爭。隨著世界經濟危機加深和擴大，所需要的只是給頭號侵略者安上一個名字罷了。這也是早就安好了的。為首的侵略者是德國。不過在莫斯科克裡姆林宮裡面有一點還不清楚，那就是英法會不會直接或間接支援德國，或是一旦在德國進攻蘇聯本土時，是否還能利用英法來幫忙推遲一下這個不祥日子的到來。

幾乎可以肯定，蘇聯政府在希特勒調動他的作戰部隊行將佔領捷克斯洛伐克時所考慮的主要問題是要斷定英法政府究竟是對制止納粹德國較感興趣，還是摧毀布林什維克的俄國較感興趣，因為後來的事態表明，蘇聯領導人甚至在那時還沒有在這個問題上最後作出集體意見。斯大林本人（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言）非比尋常地肯把各種可能性都估計在內。他很可能曾經認為仍然有希望把英法拴住，以便至少可以把希特勒的速度放慢。斯大林的地位看來雖然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那種唯我獨尊的獨裁還有所距離，但他的發言在獨裁的集體中是最有力量的。此種獨裁集體頗為獨特，是蘇俄對行政實踐的一種特殊貢獻。

1939年3月，對英法的最終意圖捉摸不定的，決非只有俄國人；德國人對此也同樣摸不清楚。事實上，英國首相和法國總理新近的行動（特別是簽訂慕尼黑協定，沒有知照主要有關方面之一的蘇聯），即便是從不抱偏見的觀察家看來，對它們的真正動機也頗費猜詳。人們滿有理由認為，張伯倫和達拉第對於挫敗希特勒的眼前目標並不是那麼感興趣的，他們感興趣的倒是以犧牲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為代價同希特勒達成某種工作協議——不只是為了爭取時間，也是為了將蘇聯排除在歐洲俱樂部之外。不用多大的想象力便能把這一假定再推進一步，並得出這樣的結論：英國人和法國人很可能在一場業經策劃的德國對俄國的攻擊中至少保證中立，而作為報答，希特勒將不染指西歐。俄國人可不是無偏見的觀察家：即便西方大國沒有表現出尊重納粹德國的跡象在尊重布林什維克俄國之上，蘇聯領導人——在他們自己運用馬克思辯證法的自我教育下，並死抱住經由列寧傳授的馬克思道德觀的偏見——也會十分相信西方有這種傾向。然而西方大國卻表現了不少此種跡象；的確，它們的行為，尤其是英國的行為，自1917年以來就使蘇聯政府深信他們的教條式猜疑沒有錯，那就是推翻共產主義，因而也就是推翻共產主義的俄國，長期來這一直是西方大國一心想幹的一件主要事情，而且將來也永遠是這樣。德國人看出了克里姆林宮的猜疑，便竭力加以利用。

從表面上看也確實如此，希特勒總比斯大林較能博得一個英國政府的歡心吧？尤其是張伯倫政府。看來這個問題值得提出來問一下，倒並非是為了爭論，而是為了要把1939年3月那些日子裡所發生的事情從空間上和時間上作一如實的透視。這裡先不談作為俄國人居住地的蘇俄，在1939年那時內部究竟是個什麼樣子，我們可以有益地提醒自己，從外部看來它是個什麼樣子。由於蘇聯在三年後抗擊共同敵人的戰鬥中英勇卓絕，西方早先對蘇俄的看法先是模糊了，然後便遺忘了——忘記得如此一乾二淨，以致在贏得勝利的時候，在布林什維克政權同西方各優良賢明政府的民主觀念直接相反的面貌暴露無疑的時候，以及在重新制訂的蘇聯對外政策被看出其動機是無比自私、其方式方法又赤裸裸地蠻不講理的時候，這些現象卻都被當作新發現而愕然凝視。

事實上，這不過是再一次發現罷了。西歐各國的人民和政府在1949年須得再一次認識的關於布林什維克政權的某些事情。其實在1939年都是知道的。比方說，他們在1939年就知道，這個政權是部分地建立在此種或彼種奴役制基礎之上的；他們又知道，在這塊遼闊的蘇聯國土上存在著嚴重的不滿情緒，僅僅不久前這種不滿就受到一場恐怖的懲罰，毀滅了無數的最能幹的軍人和官員；他們也知道，蘇聯政府作為一個共產黨政府，它要向各地資產階級社會宣戰；他們雖然也許懷疑斯大林政權實際上是否仍然信奉共產主義，但他們又知道這個政權仍然是以馬克思歷史觀為指導的，他們得考慮它的行動，其中就包括保持並鼓勵共產國際。這些都是當時在道義、軍事和外交等方面的事實，在張伯倫看來，這些事實使蘇聯作為一個未來的盟邦是不受歡迎的、不可靠的、可能還是背信棄義的。希特勒當然也知道這些事實：他特別注意使用奴役制於國內這一事實；其他事實則為他處理清算歐洲問題提供了條件。

當然，張伯倫政府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