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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違反法理。

首先，所謂東北敵產（日本產業），不同於日本本土的敵產。據張嘉敖調查，東北敵產中相當一部分是東北人民的財產。偽滿洲國中央銀行發行鈔票130億元，其他發行的公債、郵政儲金、人民存款尚有20、30億元。這樣，中國中央政府對東北人民將負有一百五六十億元的債務。而東北全部工礦如數儲存其現有財產，不過百億。根據這一基本事實，張嘉敖提出，“滿洲所有敵產應以抵償所負人民債務，如有剩餘，應以之賠償中國八年抗戰之損失。故一切敵產，應歸中國沒收。”蘇聯談判代表斯拉德科夫斯基則根據被蘇軍扣押的前日本在東北的企業負責人所提供的資料，說被蘇軍指定的日資企業，日資佔70％以上，而華資佔30％以下。即使按蘇方的統計數字，30％的中方資產也不能被作為敵產白白沒收而去。於是，蘇方提出，將被它拆運剩下的機器裝置的一半，作為蘇聯對華友好的“禮物”，無償贈與中國，與中國共同經營。實際上，還是全部沒收。

其次，蘇聯談判代表多次強調，蘇聯出兵東北蒙受了重大損失，暗示它有權佔有和沒收東北機器裝置以彌補軍費。這也是毫無道理的。對於蘇軍軍費問題，有些情況必須闡明。蘇聯出兵東北，如果它完全是幫助中國　，軍費當然應由中國完全負擔，因為蘇聯幫助中國收復了東北。但蘇聯出兵東北的目的是什麼呢？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談判過程中，斯大林說，旅順口為蘇聯海軍基地，大連闢為自由港，長春鐵路中蘇共有共營，外蒙古獨立，這些問題不解決，他就無法向蘇聯人民交代，蘇聯為什麼出兵東北。中蘇條約與各項協定簽訂了，蘇聯出兵的目的達到了。所以，當斯大林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締約談判過程中，提出讓中國負擔軍費時，被宋子文一口拒絕。斯大林也沒有堅持。蘇聯對日作戰僅有一週，從中國取得的利益足可補償蘇聯對日作戰的損失，所以蘇聯出兵東北不應讓中國支付軍費。這是關鍵事實之一。事實之二，中國長春鐵路（原中東鐵路）的滿洲里至綏芬河段與哈爾濱至長春段，蘇聯已經出售給了偽滿洲國（日本），它對這段鐵路已不再擁有所有權了。所以，這段鐵路應該完全歸中國所有。蘇聯將自己賣出的東西，與中國“共有共營”，就等於向中國行搶。事實之三，僅就軍費而言，中國也不是毫無支出。蘇軍佔領東北後，即將所有銀行現金和金銀等貴金屬全部提走。特別是1945年9月24日起，蘇軍當局在東北發行軍用票，變相地讓中國負擔了蘇軍駐紮東北期間的軍費。該票以元為單位，與東北貨幣共同流通，比價為一比一。實際上蘇軍進入東北之後，蘇軍在東北的全部開支，用的是從銀行提走的現金和軍用票。蘇聯發行軍用票是蘇軍佔領東北後給東北人民追加的負擔。軍用票的發行，至當年12月10日才與中國達成協議，簽訂《中蘇財政協定》。該協定將蘇聯發行軍用票的日期向前提到1945年8月9日，並規定蘇軍撤退2個月後，由中國中央政府用東北流通券將軍用票換回。中國政府的這項開支，由中國向日本索賠。這就是說，作為戰勝國的中國，為自己的戰敗國日本“墊支”了費用。蘇軍蘇軍當局共發行多少軍用票，待蘇方有關檔案公佈後才能知曉，但到1945年12月1日，已發行了28億元（相當於當時東北貨幣），其總數不下於60億元。中國連日本戰爭賠款都沒要，當然更不可能向日本索要蘇軍的這筆開支，蘇聯軍用券補償問題也就不了了之。這些情況，蘇方完全明白，中國沒有負擔蘇聯軍費的義務。因此，對軍費問題，蘇方從沒有明提，但從中蘇經濟合作談判開始，又總是不斷地暗示。這種暗示，又往往與“無私”、“解放”等冠冕堂皇的用語同時俱來。

斯大林理直氣壯地說，蘇聯將東北日資企業視為戰利品並進行毀滅性的拆運，是根據戰爭法。但戰爭法是怎樣規定的呢？根據1907年海牙陸戰章程規定：戰勝國對佔領國財產的處理，首先要分清是公產還是私人財產，凡屬私人財產一律不可侵犯。第二，對佔領國的公產，必須分清動產和不動產，對動產現金、車船等經過移動不改變其原有價值的財產，戰勝國完全有權據為己有，也就是說可以作為戰利品加以沒收。但對不動產，房屋、土地、工廠、礦山連同機器裝置，一律不得搬運毀壞，必須嚴加看管，等候戰後議和時處理。因為這些不動產，一經搬動，其固有的價值將損失殆盡。俄國是海牙章程的簽字國，它對東北財產的處理，除了沒收現金等動產符合戰爭法外，對工廠、礦山等機器裝置的拆運，都是典型的違反國際法的行為。被譽為戰爭法權威學者夏爾。盧梭特別指出，“蘇聯政府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