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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政府的首腦，在熱月九日政變後，被處死。］又比做什麼？算了，不要把後者頭銜拿來去賜給那個科西嘉人［指拿破崙］了。我看，篡位的事已經夠多的了。”

“不，夫人，如果給這些英雄們樹上紀念像的話，我要給他們每個人一個正確的地位——羅伯庇爾的應該樹在他建立的斷頭臺那個地方；拿破崙的則應該刻在旺多姆廣場上的廊柱上。這兩個人所代表的平等，其性質上是相反的，差別就在於——前一個是降低了平等，而後一個則是抬高了平等的地位。一個要把國王送上斷頭臺，而另一個則要把人民抬高到王位上。請注意，”維爾福微著笑說，“我並不是在否認我剛才說的這兩個人都是鬧革命的混蛋，我承認熱月九日［熱月九日是羅伯斯庇爾等人被捕的日子。］和四月四日［這裡指的是1814年4月初拿破崙退位被囚的日子］是法國並不幸運的兩個日子，是值得王朝和文明社會的朋友們慶祝的日子，我想說的是，雖然我想信拿破崙已永遠一蹶不振，但他卻仍然擁有一批狂熱的信徒。還有，侯爵夫人，其他那些大逆不道的人也都是這樣的，——譬如說，克倫威爾吧［克倫威爾（1599—1658），英國政治家，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人。］他雖然還不及拿破崙的一半，但他也有他的信徒。”

“你知道不知道，維爾福，你滿口都是革命黨那種可怕的強辯，這一點我倒可以原諒，一個吉倫黨徒［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代表大工商業資產階級的政黨，1792年後轉向反對革命。］的兒子，難道會對恐怖保留一點興趣。”

維爾福的臉漲的通紅，“不錯，夫人，”他回答道，“我的父親是一個吉倫特黨黨員，但他並沒有去投票贊成處死國王。在恐怖時期，他也和您一樣是一個受難者，也幾乎和您的父親一樣在同一個斷頭臺上被殺。”

“不錯，”侯爵夫人回答，這個被喚醒的悲慘的記憶絲毫沒使她動容，“但我要請您記住，我們兩家的父親雖然同時被害，但他們各自的原因卻是大相徑庭的。為了證明這一點，我來把舊事重新提一遍：親王［指路易十八］被流放的時候，我的家庭成員依舊是他忠誠的臣僕，而你的父親卻迫不及待的去投奔了新政府，公民瓦蒂成為吉倫特黨以後，就搖身一變成了瓦蒂埃伯爵，並以上議員和政治家的姿態出現了。”

“親愛的媽媽，”蕾妮插進來說：“您是知道的，大家早已講好了的，別再提這些討厭的往事了。”

“夫人，”維爾福說道，“我同意聖·梅明小姐的話，墾求您把過去忘了吧，這些陳年老賬還翻它做什麼？我本人不僅放棄了我父親的政治主張，而且還拋棄了他的姓。他以前是——不，或許現在還是——一個拿破崙黨人，他叫他的諾瓦蒂埃。我呢，相反，是一個忠誠的保皇黨人，我姓我的維爾福。在一棵老樹上還殘餘著點革命的液汁，就讓它隨著枯萎的老樹幹一起去幹枯吧，至於那些新生的丫枝，它生長的地方離主幹已隔開了一段距離，它很想和主幹完全脫離關係，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罷了。”

“好，維爾福！”侯爵叫道，“說得妙極了！這幾年來，我總在勸侯爵夫人，忘掉過去的事情，但從未成功過，但願你能替我說服她。”

“好了，”侯爵夫人說道：“讓我們永遠忘記過去的事吧！這樣再好不過了。至少，維爾福將來一定不會再動搖了。記住，維爾福，我們已用我們的身家性命向皇上為你作了擔保，正因為如此，皇上才答應不追究過去（說到這裡，她把她的手伸給他吻了一下），象我現在答應你的請求一樣。你也要牢牢記祝要是有誰犯了顛覆政府罪而落到了你的手裡，你可一定得嚴懲罪犯，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出身於一個可疑的家庭。”

“嗨，夫人！”維爾福回答說，“我的職業，正象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時代一樣，要求我不得不嚴厲的，我已經很順利的處理了幾次公訴，都使罪犯受了應得的懲罰。不幸的是，我們現在還沒到萬事大吉的時候。”

“你真這樣認為嗎？”侯爵夫人問。

“恐怕是這樣的。那在厄爾巴島上的拿破崙，離法國仍然太近了，由於他近在咫尺，他的信徒們就會仍然抱有希望。馬賽到處是些領了半餉休養的軍官，他們每天盡為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而藉口和保皇黨人吵架，所以上流社會中常常鬧決鬥，而下層社會中則時常鬧暗殺。”

“你或許也聽說過吧？”薩爾維歐伯爵說。薩爾維歐伯爵是聖·梅朗侯爵老朋友之一，又是亞託士伯爵的侍從官。“聽說神聖同盟想要移居他地呢。”

“是的，我們離開巴黎的時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