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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溫妮當時正在自己的臥室裡，裙子剛穿到一半。他看到溫妮含羞受辱的樣子，連句“對不起”也沒說，反而把手搭在溫妮的肩膀上，用阿非裡卡語咕咕噥噥說了一通。溫妮氣憤已極，猛然抓住他，把他摔倒在地。“我記得他四腳朝天，高聲嚎叫，整個梳妝檯倒下去，砸在他身上。就這樣，他的脖子扭傷了。”這時，在外面等著的一大幫武裝人員衝進來，把溫妮帶走了。她當時只穿著一隻襪子和一隻鞋，就這樣進了監獄。

還有一次是關於傳統服裝的禁令。黑人婦女喜歡穿傳統服裝，因為那樣可以鼓舞人心，激發鬥志。津薺曾談到母親的穿著：“她為自己的傳統音樂和傳統服裝而感到自豪，她總是戴珠鏈，穿長袍。但她只是為了某種原因才這樣打扮，比如要到法庭露面時。”然而，法庭總是禁止她穿傳統服裝。後來，溫妮決定穿帶有非洲人國民大會傳統標誌的服裝。當她在1977年的一次法庭審訊中接受盤問時，檢察官說：“曼德拉夫人，請告訴本庭，你為什麼穿著帶有被取締了的非洲人國民大會標誌的衣服出庭？”溫妮站在被告席上理直氣壯地說，“檢察官先生，我想告訴你，我在這個國家享有的權利為數不多，其中有一條就是還有權選擇自己的衣服。”檢察官自知沒趣，只好自己下臺：“沒有要問的了。”

在溫妮·曼德拉的帶領下，布蘭德福特地區的黑人逐漸覺悟起來。他們開始到超級市場購買東西，開始使用郵局正門的入口處，開始到時裝店裡面去試衣服，而這些在溫妮來到這個白人市鎮前，是黑人想也不敢想的。他們開始派小孩給溫妮一家送來大包小包禮物，或是青豆或是甘藍菜。他們也開始認識到自己的價值。過去，農場主在農忙季節開著車子來布蘭德福特找幫工，5分鐘之內就會有足夠的黑人報名，儘管他們的報酬少得可憐：幹一天活掙50分錢。自從溫妮來了以後，肯為50分錢去賣苦力的人找不到了，白人農場主不得不到農工辦公室去找幫工，這樣就不得不提高報酬。

黑人隔離區的環境極差。這裡的居民很多吃不上早飯，孩子餓著肚子上學，嬰兒只能吃炯麵糊。飢餓在折磨著人民，折磨著兒童。嬰兒的死亡率很高，每週總有幾名嬰兒去世。有一個週末，溫妮竟然參加了6次葬禮。為了拯救兒童，溫妮率領黑人成立了赫克託·彼得森委員會，一方面紀念索韋託慘案的第一名受害者，另一方面為了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在這個委員會的名義下，開辦了一個託兒所。

每天早上7點鐘，溫妮·曼德拉即把5歲以下的孩子集中起來。在衛理公會教堂的協助下，託兒所訓練並僱用了4位婦女照顧兒童。這些兒童大部分患有各種疾病，其中半數患有嚴重的營養不良症。溫妮堅守社會福利事業的原則，把幫助兒童看作自己的天職。一些好心的農場主或慈善機構送來一些食物、奶粉或麵包，溫妮就將這些食品分給小孩。託兒所共有100名小孩，晚上5點鐘，溫妮和其他託兒所工作人員又把他們聚齊，—一送回家。溫妮還常常在自己的爐子上為空著肚子來上學的孩子燒開一大鍋熱湯。要知道他們是步行幾十公里來布蘭德福特鎮上學的。這樣，他們就可以在上學的時候吃上一頓熱飯。

逐漸，溫妮·曼德拉和女兒在鎮上成了人們談論的物件，一些黑人和白人也願意和她們交談，還有一些人不顧禁令，擠到她們家裡來看電視——這是聯邦德國駐南非大使開車送來的。津薺的性格也漸漸開朗，她在寫給父親的信中談到這些變化，並說布蘭德福特成了一個“美好的地方”。曼德拉收到信後，十分高興。他立即給女兒回了一封信，信中談到自己的感慨：

布蘭德福特成了一個美好的地方，這真叫我難以置信！你媽媽幾乎失去了一切，也許除了給人家作女傭、農工或洗衣婦，她永遠不會再找到職業；她將終生處於貧困之中。她描述過你們現在必須住在什麼樣的房子裡，描述過你們不得不使用什麼樣的廁所和水。我不敢問她要花多少錢才能把那地方改造成真正能住人的地方。你們的衣、食將永遠不會像在約翰內斯堡那樣好。買不起電視，看不起一場像樣的電影，去不成劇院，裝不上電話。

然而，親愛的女兒，我高興地注意到，無論如何，你們正在進行自我調整，努力使自己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樂觀的情緒。當我讀到“總還是一個美好的地方”那幾行字時，我激動萬分。你說得好，孩子，只要有鋼鐵般的意志，你可以把不幸變成優勢。如果不是這樣，你媽媽早就該喪魂落魄了。

除了辦託兒所以外，溫妮還在這裡建起了一個流動衛生所，給周圍的黑人看病。後來在朋友的幫助下，她還開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