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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共逮捕了3000名非洲人，在實施緊急狀態法期間逮捕了至少8000人，約2000多非洲人遭殺害。

緊急狀態法宣佈後的第三個星期，政府又釋出了另一個禁令，禁止舉行大規模的葬禮。這是因為在帶有政治性的葬禮上，數以萬計的參加者唱著自由歌曲，揮舞著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旗幟，使南非當局大為惱火。禁令規定：葬禮必須在戶內舉行；每次只能為一個死者送葬；葬禮必須由一位不參與政治的有神職任命的牧師主持。參加葬禮的人必須乘車來乘車去，步行者違法；葬禮上不能展示旗幟和橫幅。圖圖大主教對這些無理的規定氣憤已極，他警告說：“我認為當局真是在玩火，他們是在對已被殘暴惡毒的法律所折磨的人民挑釁，試圖尋求新的對抗和磨擦。我擔心正在發生的這一切，有一天爆發出來，我們會控制不了。”

8月初，圖圖大主教不顧禁令，率領一隊群眾向一個墳場走去，這是為兩位在戴維敦鎮上衝突中喪生的女青年舉行的葬禮。當警察試圖阻擋示威群眾時，圖圖大主教沒有像政府預計的那樣進行公開衝突，而是採取了另一策略——請求憐憫。他說：“請容許我們莊嚴地埋葬我們的死者。我們已經受了傷害，我們已經倒下，不要蹂躪我們。我們是人，不是牲畜。如果有人死去，我們也和你們一樣哭泣。”他的這番話是如此動情，武裝軍警也不能不受感動。他們叫來了公共汽車將哀悼者運往現場。事過之後，圖圖大主教對那位負責的上校說：“為了遵守沒有道理的法律，今天您的行為很有道理而且舉止得當，我想向您表達謝意。”上校很尊敬地向圖圖大主教舉手敬禮。

從1984年9月以來，衝突幾乎天天發生。正是在這種強烈的種族對抗的大氛圍中，博塔總統發表了他的講話。博塔1985年1月31日的議會講話也透露了一個重要資訊，即以他為代表的國民黨不得不接受南非的政治現實：不可能在政治上排斥占人口絕大多數的非洲人，也不可能排斥非洲人國民大會而搞政治解決。為了打破政治僵局，以司法部長科特西為首的4名政府部長從1986年開始與波爾斯摩爾監獄裡的曼德拉進行“嚴肅的對話”，以摸清情況。他們發現，曼德拉及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立場明確而堅定：在任何情況下絕不放棄一人一票、武裝鬥爭和群眾運動的基本原則。

從1986年政府與曼德拉的秘密會談起，曼德拉的監獄條件得到改善。在格列高裡的陪同下，他們可以開車出去兜風散心了。為了避免外界的注意和新聞界的追蹤，監獄專門為他們準備了一輛裝有茶色玻璃窗的賓士車。有時候兩個人和另一個武裝警衛一起開車到偏僻的山區或海邊的沙灘。曼德拉又一次領略到南非大自然的美麗。他是多麼渴望到廣大農村去看望他的人民，去爬越那裡的崇山峻嶺，去呼吸那裡的新鮮空氣，去聆聽老人們的沉思細語。當他站在沙灘上眺望大海時，他想起了家鄉的凱河和流經自己村莊的姆巴謝河。“總有一天，我要回到那裡去。”他暗自思忖。每當這時，格列高裡就靜靜地站在他身旁。這位在他身邊呆了整整20年的白人獄警，已對他十分了解。曼德拉不僅在政治上使他成熟起來，同時還是他兒子的教父。格列高裡自覺地把看守的職守變成了保護的責任。他身上帶有槍，並非擔心曼德拉逃跑，他十分清楚：“曼德拉是不會逃跑的，那會有損他的事業。”他帶槍完全是為了保護這位黑人領袖的安全。

1986年可以說是博塔在國際事務中焦頭爛額的一年。2月中旬，英聯邦的“名人小組”（EPG）發起和平解決南非爭端的運動，以期避免採取經濟制裁的手法。然而，在5月18日，當名人小組在波札那與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流亡領導人會晤返回後，南非政府軍從空中和陸地上同時襲擊了與它相鄰的3個英聯邦國家：波札那、尚比亞和辛巴威。儘管南非政府聲稱這一襲擊是為了摧毀位於哈博羅內、盧薩卡和哈拉雷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基地，但死難者中無一是非國大成員。這3個國家對南非的野蠻侵略行徑進行了強烈的譴責。同時國際社會也群起而攻之。一場對南非的經濟制裁開始。

6月12日，英聯邦名人小組公佈了6個月來協調南非種族衝突的報告書。名人小組強烈呼籲國際社會對南非實施全面制裁，認為這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可能出現的最嚴重流血事件的催一途徑。名人小組的領導人前澳大利亞總理弗雷澤和前奈及利亞國家元首奧巴桑卓等人警告，如果不採取有效措施，南非將有可能出現一個親蘇聯的黑人政權。他們要求立即停止進口南非的農產品和煤，這是南非的主要出口商品，同時還要求中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