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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種族隔離制的厭惡當然是更根本的原因。而對黑人學生來說，班圖教育法又首當其衝。從1955年起，黑人就開始交納教育稅，但當白人孩子可以免費拿到課本時，黑人學生卻必須交書籍費。1974年，政府答應為黑人學生提供免費課本，但卻一直未兌現。隨後，政府開始向各個黑人學校運送阿非裡卡語課本。這時，黑人學生才明白政府當局所謂“免費課本”的伎倆：原來當局想利用這一許諾來推行英語／阿非裡卡語的授課計劃。然而，這一伎倆很快就遭到學生們的強烈抵制。

索韋託的毛里斯·伊薩克森學校就是一例。當學生們警告校長他們將抵制任何用阿非裡卡語講授的課程時，校長不得不下令把這些阿非裡卡語課本藏起，不要讓學生看見。該校的學生級長西可希·姆吉這樣回憶：

開始，當我們看到書籍運來時，我們非常激動，我們想政府終於提供它早已許諾的免費課本了。但隨後我們發現課本全是用阿非裡卡語寫成的，我們恨死了這種語言。因為它是我們壓迫者的語言。當我們聽到政府已向各校校長送了課程表，要求在1975年推行阿非裡卡語教學時，我們決定應該行動了。……

在黑人學校，語言是一個很不公正的問題。在小學，要求用非洲語言——科薩語、祖魯語、索托語等其他語授課，但一上中學，就又要轉英語和阿非裡卡語。這是白人將我們保持在落後和未受過教育地位的另一伎倆。我們決定不能讓他們得W。

在這次慘案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已無法弄清。據南非種族關係研究所的估計數字，死亡618人，受傷1500人，到1977年6月為止，被指控犯有公開使用暴力，參加騷亂、顛覆、破壞、煽動和縱火等罪行的有21534人，其中13533人被判刑，他們當中近5000人在18歲以下。這批人被送到羅本島後，監獄當局專門修了一座牢房用來關押他們，其目的當然是避免新、老一代政治犯之間的相互影響。

在暴動和鎮壓交替進行的日子裡，曼德拉和他的戰友無時無刻不在關心著孩子們的命運。雖然犯人之間可以互相談論索韋託事件，但由於通訊和與外界交談中不能提及這些事情，所得到的資訊只能透過秘密渠道，因而是零碎的、不完整的描述。曼德拉對黑人青年一代的關心在他給溫妮的一封信中表露出來。他寫了一棵番茄苗的生長過程，自己對它的愛護和它死去以後自己的傷感。溫妮認為，這是曼德拉對那些慘遭殺害的青年的感情流露，他與那些家長一起分擔痛苦。

但是，曼德拉的精神是鬥爭的精神。在索韋託暴動以後，曼德拉代表羅本島的政治犯起草了一個要求團結和群眾行動的緊急號召。這一號召分為7個部分，指出了種族主義政權的虛偽和民族解放鬥爭的光明前景。號召書指出。

種族隔離制是槍支和劊子手的統治。“阿馬”運兵車、FN步槍①和絞刑架是這一制度的真實象徵。這些一直是南非那些種族主義狂的統治者最容易的手段和最便捷的解決方法。

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使用的標準武器。

種族隔離制的罪惡、殘暴和非人道從它一開始就存在。所有的黑人——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一直全面反對這一制度。

勝利的首要條件是黑人的團結。我們的人民—一非洲人、有色人、印度人和白人民主人士——必須團結成一堵統一群眾行動的、反抗的、巨大堅實的長城。

我們的鬥爭日益尖銳。沒有時間去享受那種不團結和分裂的奢侈。……

世界站在我們一邊。……

運用統一群眾行動的鐵砧和武裝鬥爭的鐵錘，我們將把種族隔離制和白人少數種族主義政權擊得粉碎。

這一號召極大地鼓舞了南非黑人解放運動，為未來的鬥爭指明瞭方向。

儘管青年一代對老一輩有一些看法，但他們對曼德拉始終是崇敬的。當那些在索韋託暴動中被捕的青年政治犯一到羅本島後，第一件事就是想知道“曼德拉怎麼樣了”。曼德拉也十分關心這些青年，他看到在1976年的反抗浪潮的先鋒正是“我們的學生和青年”，並清醒地認識到：南非的未來在青年身上。為此，他抽出時間與青年秘密交談。他發現，這些青年大都思維敏捷，勤奮好學，同時又都有中學文化水平。於是，他決定開始實行一個教育計劃，使這些青年人在獄中能繼續深造。

這一教育計劃最初是40名青年，主要是索韋託的青年學生。在曼德拉的資助下，他們得以透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