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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都挺身而出，以感人的語言表達了他們反對少數人強加於我們的白人共和國。鑑於站立在我們面前的敵對力量的強大的陣勢，以及我們工作條件的艱難和危險，我們取得的成果是最鼓舞人心的。

但是，從整體上和造成的世界影響看，這次罷工是不成功的。曼德拉不得不在罷工的第二天即宣佈停止罷工。在接受外國記者的採訪時，他坦然承認罷工組織得不理想。然而，從南非政府不得不調動大批軍隊和動員其他力量來鎮壓這場和平罷工這一點看，罷工的積極意義是十分明顯的。第一，非洲人國民大會雖被宣佈為非法組織，但人民對它的號召的支援是顯而易見的。第二，非洲人國民大會透過組織這一場罷工，向整個世界、南非人民和非國大成員表明：非洲人國民大會已在新的條件下生存下來並仍具有戰鬥力。第三，南非政府的鎮壓業已表明，雖然它可以宣佈非國大為非法組織，但掩蓋不了這一事實：非洲人國民大會已成為政府最強有力的反對派。

罷工後，曼德拉開始考慮新的鬥爭方式。他在接受採訪時鄭重宣告：“如果政府的反應是用赤裸裸的武力來鎮壓我們的非暴力鬥爭，我們將重新考慮我們的策略。在我的頭腦中，非暴力政策的一章正在結束。”此時，他尚未正式提出暴力鬥爭方式，只是對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現行政策提出質疑。同時，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盧圖利仍然堅持非暴力手段，曼德拉尖銳地提出：“當我們與之打交道的政府所採取的野蠻行為，給非洲人帶來那麼多痛苦和災難之時，繼續呼籲和平與非暴力，在政治上是否正確？”

在與幾個意見相近的領導人商量之後，曼德拉提出了一個能為廣大會員所接受的方案：有限制地使用暴力。這是一種針對財產而非針對個人的破壞運動。不主張用武力奪取政權，亦不襲擊南非軍隊和警察，更不使用暗殺手段。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擔心任何“不加區別對待的暴力”可能激起南非的種族戰爭。因為非洲人對白人和白人政權是恨之入骨的，而白人政權總是以大規模的屠殺來對非洲人的反抗施行報復。隨著政府對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的圍剿搜捕，曼德拉依靠人民的支援，繼續從事新時期的組織恢復工作。

6月份，南非警察局已發出逮捕曼德拉的通緝令。全國行動委員會經過充分討論後，認為曼德拉應堅持鬥爭，不要去警察局投案自首。曼德拉表示接受這個建議，“我將不向一個我不承認的政府投案。任何嚴肅的政治家都會認識到，在這個國家當前的條件下，把自己交給警察，尋求廉價的犧牲是幼稚和犯罪。”前面有更重要的任務等著他。這個任務意味著一條更為艱難的路，曼德拉清楚地認識到，它比坐牢更承擔風險和困苦，“我不得不與我親愛的妻子和孩子們分離，不得不離開我的母親和姐妹們，而在自己的土地上像一個被流放的人那樣生活。我不得不關閉我的事務所，丟掉我的職業，像我的人民中很多人那樣，生活在貧困和痛苦之中。”

在臨離開的那天，曼德拉回了一趟家。他沒有時間和溫妮卿卿我我地敘別，溫妮忙著為他打點行裝。可是，當她提著準備好的大旅行袋出來時，曼德拉已經走了。她甚至沒來得及說聲“再見”，她可愛的丈夫就告別了。溫妮後來回憶道：

在第二天下午的報紙上，我讀到一條訊息：他出現在披得馬裡茨堡，給一個我一無所知的大會講了話。那時候，我還沒有想到，對他的禁令已經到期了。看到丈夫作為家庭的一員合法地住在家裡，那是最後一次。我們沒有機會坐下來討論一下他徹底獻身的決定。

我覺得他是不忍心告訴我。儘管他表現出那樣堅強的意志和力量，他內心卻充滿柔情。在那一個星期裡，我注意到他沉默寡言，若有所思。我記得當時曾問他是否有什麼事使他擔心。後來，有一天在洗他的襯衫之前，我在他的口袋裡發現了一張單據，他付了6個月的房租——那是很不正常的。我想，他正在試圖減輕我的痛苦，想辦法讓我在沒有他的情況下比較輕鬆地面對生活。此外，我們的汽車有些毛病，他突然把它修好了，停放在車庫裡。

這就是他轉入地下鬥爭的那天。接下來便是極為艱難的日子。

很明顯，曼德拉在轉入地下之前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為了儘量減輕溫妮的負擔，他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在人民的事業和家庭的溫暖兩者之間，他毅然地選擇了前者。

維沃爾德政府用盡了一切恐怖、威脅和殘暴的手法來對付南非人民、非洲人國民大會及其領導人。警察力量在1955年只有20000人，到1962年已達50000人。另外，政府還有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