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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看到人們都拿著一卷卷的席子，在裹著路邊的死人。好多的死人啊，都被炸得赤條條血淋淋的，有的孩子被炸成了兩段，路邊的樹上掛著一些殘缺的肢體，濃濃的血腥味混合著一團團黑煙四處飄蕩。滿街都是無家可歸的人們，都是哭聲，都是尋爹叫兒的哭聲，我一邊走，一邊流著淚，這是日寇在我們的國土上的罪行，被炸死的這些人都是我們親如骨肉的同胞啊！

這就是當時驚震國內外的重慶“五三”“五四”大轟炸。在這之後，重慶的轟炸越來越頻繁，死亡的人數簡直無法統計。光是一九四○年六月的那次，被國民黨憋死在防空洞裡的就達萬人以上，被列為抗日戰爭中除了黃河決堤、長沙大火之後的第三大慘案。

這段時間，也是我艱難生涯中最艱難的時期。玉璧死了，竹棲也不在我的身邊，雷忠厚從萬縣回來之後，按照朱德同志的囑咐，聯絡了不少傾向進步的軍官朋友，可是不久他就因為奔勞過度，開始吐血，不久就病死在重慶。我一個人駕著船在渠河上往來，市面上物價飛漲，敵機轟炸又成了家常便飯，我的船好幾次都被打爛在灘頭上，不是我賠人家的貨，就是人家賠我的貨。我沒有了親人，也失去了幾個最好的朋友。寧君到了孩子劇團之後，就隨團到川北等地去演出。我心裡掛著一雙兒女，四處奔走，還得想辦法解決我們從山上下來的一些同志的生活問題。而這其中最令我失落的，是沒有找到黨組織。

有好幾次，我不知不覺走到了曾家巖的周公館，走到了化龍橋的紅巖村。我坐在一個小茶館裡遠遠看著八路軍辦事處的樓房，一坐就是好半天。我知道，這裡面就是我們的南方局，是我們黨中央派到國民黨陪都來的領導機關，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和許多的領導同志都在這裡。他們一定都知道玉璧，知道在華鎣山戰鬥了整整十年，而且即將和紅軍會師的這支隊伍。可是他們知道紅軍走後我們華鎣山區慘遭大屠殺的情況嗎？知道玉璧犧牲後我們像無孃的孤兒在到處找黨嗎？我輕輕地閉上眼睛，想象著我只要進了那座小樓，就會有了親人，有了溫暖，中央的領導和同志們都會圍上來，聽我的傾訴，安慰我，說一聲：“聯詩同志，你回家了……”

可是我一睜開眼睛，又只看見那座孤零零的小樓。對於長期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工作的我，小樓顯得陌生而遙遠。竹棲臨走時告訴過我，南方局的秘密工作紀律非常嚴格，不同地區的同志不能同時開會見面，連吃飯也由專人送到房間裡來；還說黨在國統區的方針已經確定為長期隱蔽，一般都不再發展或接轉組織關係。而我已經是一個失掉組織關係好幾年、還坐過牢的普通黨員，所有的朋友和同志都不在身邊，人家中央的領導們憑什麼給我接關係？一個長期從事黨的秘密工作的老黨員這麼唐突地闖進黨的領導機關，這件事本身就值得人家懷疑……

有人轉過頭來看了我一眼。我慢慢站起身來，走出了小茶館。我知道在這裡，到處都是特務，很多人從小樓裡一出來就被跟上，有的從此就沒有了下落。我不怕死，可是我現在不能死，我的身後站著華鎣山那些鐵漢一般的同志們，他們正眼巴巴地盼著我，不能讓他們失望。

天黑了，我在長街上踽踽獨行，昏黃的路燈把我的影子拖得好長好長。

多少年之後，我才知道由於我的過於謹慎，始終沒能走進小樓，和正在尋找我們的南方局失之交臂。

一九四一年初，驚震全國的“皖南事變”發生了，國民黨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這時國民黨對孩子劇團已經很注意了，郭沫若被迫離開了第三廳。陳誠想方設法要收編這個劇團，組織上只得秘密地將孩子們遣散。寧君哭哭啼啼地回到我身邊，和我一起回了老家。

一回家，母親就給我一封信，我一看，是竹棲來的。母親還說，我不在家的這段時間，有好幾起人來找過我，母親實在不知道我的確實地點，問他們的姓名又不說。我聽了一下子坐在凳子上，心想該不是組織上派來找我的人吧？竹棲的信上只有兩句話：“速來綿陽，有要事相商。”日期卻落在半年之前。我一看，就知道他的事情有了著落。雖然時間過了這麼久，可是我還是決定去。我知道竹棲是通了天的，他那裡有組織關係，隨便做點什麼，都比在這裡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好。

半個月後，一青來了，是騎著一輛舊腳踏車來的。一直悶悶不樂的寧君一見他，就高興得不得了，拉著他擺不完的龍門陣。晚上，亞彬挨著我，坐在油燈下，聽他姐姐津津有味地說孩子劇團的那些小夥伴們。寧君說她們剛去的時候，到川北去演出，有一次幾個女孩子坐在一家茶館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