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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也有。現在的失業工人多，就是怕沒有事做。”

我看他很直爽，就問他要多少工資。

他說：“沒有關係，做下來看吧。”

我說：“好吧，我們都是自家人，先幹起來，打了一批貨再說。”

他又問了訂貨的價錢和數量，隨後我們一起到都郵街華華公司去訂了面料，當天下午就到川東師範去比了幾十個人的尺寸，晚上就開了工。

第二天，徐志群帶來一些盛家公司的女學工，陳樹安又找來幾個男技工，搬來十五六部機器，安在兩間房子裡。沒有案板，就把門板卸下來搭起，有些女工還回家去把被單拿來作墊子。陳樹安又是比又是裁，一個人搞不贏，就在打工中找兩個出來裁。為了趕工期，晚上我租了一盞大煤氣燈來，照得屋子裡滿堂亮，只聽見刷刷刷的裁剪聲和啪啪啪的縫紉機聲。打到半夜，我叫了一個賣擔擔麵的來，對工人們說：“你們吃多少算多少，我給錢，不扣你們的工資。”工人們都高興，陳樹安說：“我們大家得努把力，才對得起人家陳老闆啊。這法蘭絨衣服，別處都只給兩角錢一套的工錢，這裡是三角錢一套還包夜宵，這樣的仁義老闆哪裡去找？”

工人們白日夜晚地打，我也白日夜晚地陪著他們，站在機器旁邊打打雜，幫助他們遞遞東西，也順便學點手藝。夜深了，照例要到街上去找賣炒米糖開水、油茶雞蛋或者擔擔麵之類的加夜餐，還和他們擺些笑話龍門陣，振奮精神。

剛剛四天的工夫，四百套衣服就做完了，用黃包車給川東師範送去，一長串車子一直停在學校總務室門口。路主任叫人清點了數目，很滿意，如數給我開了張支票，真是錢貨兩清。臨走時，路主任說：“陳老師，你做事這樣乾淨利落，又守信用提前交貨，以後我們有了什麼貨，還要找你們打，其他學校的活路也可以幫你介紹。”

我長長地鬆了一口氣，這第一關總算過了，突然想到何不趁這個時候，趕緊給山上把急需的軍服打了，就趕緊去抱了四匹布來。陳樹安一疊十幾層，一疊一剪，不多一會兒工夫就裁好了一百套，當天晚上大家又趕了個工，就做了出來。第三天，金積成來了，還帶來一個叫李士民的同志協助我的工作。他一聽說軍服打起了，高興得不得了，一拍巴掌說：“現在到處都堵得緊，我們就是等著用這些軍服去混過敵人卡子。大姐，真沒想到你這麼快就白手起了家，真是有辦法啊。”

我去找到李榮華李大哥，由他到範紹增那裡去開了張通行證，親自把金積成送到磁器口才轉來。

送走了全積成，我一個人慢慢地往回走，一邊想著自己打了那麼多年的仗，初闖商界就旗開得勝，不免有些得意。正想著，突然覺得身後有一個人怎麼老是跟著我，還左看右看的。我一回頭，那人站住了，怯生生地說：“是三姐吧？”

我一看，是個女人，穿一件淡淡雅雅的旗袍，頭髮挽了個很好看的髻子，很淑靜的樣子，一眼看去，很是眼熟。那女人見我只是看著她，笑笑說：“三姐，我是曉蘭，你貴人多忘事，怎麼連我也不記得了？”

我一把拉住她：“哎呀，曉蘭，好多年不見了，你倒是越發出落得漂亮了。你什麼時候也到重慶來了？”

曉蘭已經結婚了，丈夫在城裡一箇中學教書，一個孩子七八歲了，交給她婆婆帶著，自己在家閒著，沒事幹。我聽了，心裡很高興，曉蘭是個很細緻的女人，如果她能到服裝店來，一定是個好幫手。

曉蘭一聽，很樂意，第二天就和丈夫說好，將行李搬到社裡來了。我帶著她成天在街上逛，在一家百貨公司看到當時市面上很吃香的刺繡被面和繡花枕頭，因為是上海貨，價錢賣得很高。曉蘭說：“三姐，這樣的活路在你的手裡算得上什麼？你來畫，我們再找些人來繡，現在重慶那些沒事做的繡花女兒多的是，我就不信做出來比不上上海貨。”

我說行！當時就買了各色軟緞，拿回去由我畫上時新的花樣，動員工人們串聯了貧民中的三十多個會刺繡的女工來做。不到十天工夫，就繡好了很多被面、帳簾子和枕頭。表妹康玉英在重慶的一家染色廠工作，我找她幫我兌好顏色，兩天工夫幫金山飯店印了三百多床床單，賺了一百多元；同時我們又四處派人出去聯絡，幫三峽廠代鎖毛巾，幫襪子廠代鎖襪子……社內的工作忙不過來，就透過我們工人的介紹，招了二十個貧民的女兒來當學工，周湯元的女兒也來了，這樣又結織了很多貧苦人。

二月一日，“先聲女子實業社”的招牌正式掛出來了，早上門一開啟，鞭炮就放起來，亮堂堂的鋪面，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