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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貝貨。

官禮、官禮市場乃至官禮的假貨市場，其存在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巨大的公關送禮需要。中國是禮儀之邦，請客送禮，人情往來，在所難免，但給官員送禮，多半具有特殊意義。

從古至今，涉及官員的送禮收禮，往往是行賄受賄的代名詞，所有人都明白。但是，當官的不打送禮的，也是古來的格言。極少數清官的潔身自好，擋不住滾滾而來的貪官以及不清的官發自內心地喜歡禮物。恰好，官員手裡偏就有讓人不得不送禮的由頭——權力。都說權錢交易，其實不對，實際上是權力效用的出賣。賣效用，不等於賣印把子一次性消費，賣了一次還能賣，只要大權在握，不愁沒有“官員禮品”滾滾而來，自然，官員禮品市場也就應運而生。因為商家從來都是絕頂聰明的，只要有商機，他們就會製造市場。

據報道，南京的有關部門，已經去查這家商行了，但查了商行，管不住官員愛禮送禮，還是關不了官員禮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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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倫理的禁忌

北京首位因維權被炒的工會主席唐曉東，終審敗訴。（據《新京報》2008年12月22日）

眼見得這位工會主席的一系列遭遇，根子就在於替工人出頭維權，各方博弈的結果，“出頭的椽子先爛”，讓懲罰落到了這位打了幾年官司的人身上。

終審法院的判決，按道理也沒有錯，因為唐曉東的被開除，直接原因不是此前的維權，而是維權後復職的“嚴重失職”，但是為什麼偏偏唐曉東在復職後不久就“嚴重失職”，企業有無涉嫌報復，說不清道不白。

對唐曉東來說，更加嚴重的問題是，鑑於先前維權的經歷，很可能不會有公司接納他，收拾行李準備找工作的他，前程大為不妙。

公民維權之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單位層面上存在一種不成文的禁忌，那就是但凡“內部人”出頭，照例會遭遇嚴酷的對待。假如有人自己遭遇不公平待遇，自己為自己維權，哪怕一哭二鬧三上吊，單位的領導都可以理解，雖然多數情況也無法解決，但只要不鬧得太大，多半不會遭到嚴重的打擊報復，有時候，如果恰好成本不高，時機適當，加上領導心情不錯，還可能真的給你解決了。

如果有外面的人插手維權，記者、律師、NGO組織什麼的，領導也很頭痛，但外面的人遏制起來難度比較大，所以儘管頭痛，也往往無可奈何。

一般來講，單位領導最討厭也最痛恨的是內部不相干的人出頭說話，就像唐曉東這樣，當年有些工人未籤勞動合同，沒給加班費，在企業領導看來，干卿底事，要你這個工會主席出頭？而且還把事情鬧到外面都知道，不僅讓企業損失了錢，而且損失了面子。這種事，無論哪個單位、企業事業，領導都煩，煩透了。

單位有單位的倫理，這是一個研究企業文化的人都知道但卻不能點破的事實。在所謂單位倫理中，最核心的內容，就是不能容忍害群之馬。

所謂害群之馬，不是指那些在業務上給單位造成巨大損害者，甚至也不是那些貪汙受賄、損公肥私之輩，一般專指那種替人出頭、跟領導為難的人。在古代，作為親民之官的縣令，最痛恨的人就是替人打官司的“訟棍”，還有那些替民眾說話的民間精英，或早或晚，都要找茬給收拾了，收拾不了，在他們看來，就是隱患。

一個工會主席，為自己的會員維權，看起來理所應當。但是，這種事情，在中國一向都行不大通，替工人維權，就等於站在了企業的對立面，企業自然不能容忍。這種事，如果私下裡暗中交涉，也許企業還可以容許，但是像唐曉東這樣公開發文，在企業看來，等於內部人反叛，因為儘管唐是工會主席，在企業看來，也是自己的員工。

雖然說，在理論上工會是為工人說話的組織，但落實在具體的單位裡，每個工會都是單位領導的一個輔助組織，做點福利和娛樂活動還可以，幫助領導解決困難更好，但如果替內部員工維權，就大逆不道了。

說白了，單位是不大能夠允許自己內部出現員工自己的組織的，那豈不等於出現了另一個權力中心？只要有人犯了此禁忌，那就等於是所有單位的領導的公敵，走遍天下，也別想有人會接納他。只有這樣，才能維持單位的“安定團結”，將任何來自下面的挑戰，都消滅在萌芽裡。單位裡的個人維權，成不了氣候，而別人幫忙又被嚴懲，因此，天下太平。

有人示威請願，社會才正常

北京市指定奧運期間的*示威區域，規定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