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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大年譜》引宋人筆記說當時朝廷徵收戰馬，“然官吏為奸，博馬銀多雜以銅（與蠻人交易），鹽百千為一春……所贏皆官吏共盜之，蠻覺知，不肯以良馬來，所市率多老病駑下，致能（范成大）為約束，令太守……增足鹽畚……”

辛棄疾就要在這樣的時空中掙扎。他對軍馬的作用認識極為深透。在那時，戰馬的作用相當於今之戰車、坦克，古代胡漢戰爭都用馬隊，北方地勢平坦，如欲逐鹿中原，馬隊極端重要。辦馬政有如聯合勤務中最為重要的一端，辛棄疾又是北伐的力贊者。

訓練特種攻擊部隊正是辛棄疾對北宋軍政弊端的反撥。北宋軍事訓練極不得宜，到宋仁宗時代，徵召農民訓練為兵，保甲制度實施後，禁令苛刻，訓練時間與農忙衝突，而不去調整，武器又須民間自行購置，種種弊端，農民大為反感，有自己錐刺眼睛致盲者，有自斷其臂膀者，有自毀肌膚者，目的皆為逃避兵役。而王安石等輩不知此，仍梗著脖子說，“自生民以來，兵農合一”，就尋常道理來看，他的話沒錯；問題是這些民兵，保衛自己幾里左右的家園尚可，如是大型野戰或特戰，那就只有丟盔棄甲了。

從蔣緯國回溯辛棄疾（23）

辛棄疾的特種騎兵觀念和實踐，即是要建立一種快速反應部隊，一者可以隨時用於進攻和防禦，一者具有威懾力，也便於調動；另外，也可視需要在重型和輕型部隊之間轉換，有利於補給的迅速獲取。

甚至他的詞作，多有速度與火力心理的投射，諸如“誰信天峰飛墮地，傍湖千丈開青壁”（《滿江紅》），“射虎山橫一騎，裂石響驚弦”（《八聲甘州》），“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永遇樂》）皆是。

抗戰期間，第九戰區幕僚長、兵學家趙子立說過，“當然運動中的部隊比佔領陣地的部隊容易打”，意味等到敵人立足已穩，就要麻煩得多。而要打擊運動的敵人，則己方必須具有更為迅捷的運動速度，辛棄疾訓練特戰部隊的心曲實即在此。

辛棄疾所力求達成的軍事攻擊的硬實力，如能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淵然融合，則軍事實力也可轉換為一種軟實力，它可以展開演習、嚇阻，幫助衝突地區撤離非戰鬥人員，實施人道主義和災難救援等等，軟實力是透過吸引而不是脅迫手段得到所期望結果的能力。

他的名作《九議》，密佈歷史的經驗、地理的考量、現實的對策。軍事的作用經緯交織，貫穿其中。

《九議》從南北體力差異來衡量，指出身處危局、面臨危機，必須以極高明的頭腦來措置。他比較敵我雙方兵力配置戰鬥力差異，說明優勢與劣勢在不同形勢下的轉換。提出對策，應以多種辦法分散敵方的兵力達到牽制的目的。其中須以深遠之計迷惑對方，使其首尾多處難顧，然後擊其首腦要害，再進擊其腹心，使之解體。

偵察權衡，明虛實緩急之勢，因前述南北方人的體力差異，糊里糊塗的硬碰硬無異於“驅群羊以當餓虎之衝”，所以，不能以力搏力。

《九議》指出了政治上的小矮人居間操作，而導致國家的不幸。他說，設使國家政治上軌道，則恢復北伐並非萬難，甚至可說是簡單的事體。但要事情變得簡單，前提必須是政治的得體，如果“言與貌為智勇，是欺其上之人，求售其自身”，那就一切全瞎了。指出在政治上軌道的前提下，軍事也不是那麼複雜的，只要掌握縱橫變化不拘一格就把握大概了，“大要不過攻城、略地、訓兵、積粟、命使、遣間，可以誑亂敵人耳目者數事而已……譬之弈棋，縱橫變化不出於三百六十路之間”。

《九議》的前言，則在“戰者，天下之危事；恢復，國家之大功”的原則之下，舉出左、中、右各派的典型言論，以及其心理背景，瀰漫著“因為懂得，所以慈悲”的高明戰略表述。

稼軒的《論阻江為險須藉兩淮疏》說明長江作為軍事險要，必須是在憑藉兩淮的前提下才能成立。長江隔離中國分成南北，從來“未有無兩淮而能保江者”。兩淮地勢綿延千里，勢如張弓，敵騎一旦撲到長江沿岸，東趨西走，如在弓弦，蕩然無慮。但能在其中予以截斷，則其東西不能相顧，而其北來之兵，則如行走弓背，道路迂遠，懸隔千里，勢不相及，消滅他們就好辦得多。古之善用兵者，輒以常山之蛇作比喻，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這是強勢狀態，但就兩淮形勢而言，如果以精兵截斷其中，淮中即是其身，若斷其身則首尾不能相救。

他的這段論述，或許就是20世紀40年代末期蔣先生決意在徐蚌決戰的心理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