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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掘墳墓。再者，歐美社會，對暴利行業才是課以重稅，重、薄各有針對，哪裡像曹公所說是什麼畸形經濟？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思想家是時代意義上的幕僚（4）

王安石那一套政治、經濟運作模式，在經濟學上，相當於類凱恩斯療法，實施那一政策的政府是在完全缺乏“凱恩斯契約”的約束下實施這些政策的。事實證明在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控制之間並未取得平衡，反而左支右絀，導致全面棘手的問題和始料不及的巨大麻煩。曹先生盲目大讚王安石，他不知道，要達成其理想，政府必須在不違反自由市場原則的情況下來採取干預行動，而這種契約在那時的專制體系中根本就不存在。於是，國家辦社會，專制者乃不惜一切代價保住他們的政治權力和經濟特權，指令經濟帶來僵化後果。

藏富於民和國家建設完全是不矛盾的一物的兩面。倘若民間只有微不足道的權利和財富，則出現嚴重經濟危機的機率將高頻出現。正常的民意表達手段與管道極度缺乏，加上集體行動受壓制，問題反而被忽略，終至爆發。如果不是藏富於民，政府要大大地有錢，則他們必利用一切可以動員的資源，以一種近乎掠奪的方式來極力支撐其表面的繁榮。無論朝野之事，百姓均無發言或與聞之權。

所以曹先生那一套非驢非馬的政經“思想”，經他一番認真冥頑的表達，讀來真有啼笑皆非的感覺。由一種大一統的心態所支配，他在作判斷時傾向於反應過敏、衝動和輕率。較之早他百年的鄭觀應，曹公的見識，就可以說是不成樣子了。鄭先生的書中，*相當於“第五個現代化”，乃是最重要的現代化，這一點是確鑿不疑的。因為在立憲政府和自由言論的條件下，公眾有其他的資訊來源，不會為強權謊言所欺瞞制約。

在曹先生潛意識中，人與螻蟻、蛆蟲了無分別；那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之、富之的帝王心態。也許他的出發點是良好的，可是他的見識實在短淺荒謬，可見古人在硬體方面雖不如今人見多識廣，而其智慧卻有超越不可代替不可逾越的地方。他的發議為20世紀60年代，不過差不多百年時光，人的見識退步如此不可以道里計，開脫無鹽居然不惜唐突西施，究竟令人詫異。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高明如丁文江先生等，1933年夏天他訪問蘇聯和美國，他為蘇俄的計劃經濟及控制力而讚歎，隨後他到了美國，他驚歎於美國的令人眼花繚亂的物質文明，科學技術對社會生活的強大滲透，他在摩天樓下由衷驚羨，“然而，他並未將美國的繁榮現象歸功於美國的經濟或政治體制出類拔萃”（美國費俠莉《丁文江》181頁，新星版）。在丁先生的心目中，彷彿美國的強大與生俱來，天生如此，而非制度的優越。他對蘇俄的訪問，也沒有像羅曼？羅蘭那樣表現拷問的責任或發現漏洞的坦率。他認為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而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而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丁文江《少數人的責任》），他說“*，僅是一種進行統治的實驗形式”。丁先生推崇西方技術、現代行政組織方法、敬業精神、廉潔奉公等信條，這都是智者的仁心仁術，但他顯然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即體制的決定作用，他過多地看中實用主義的權宜之計，而忽略了*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根本意義，*、分權、司法獨立、個*利對社會生活、國民經濟的根本支撐和保障，即措置利病得失的明效大驗。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思想家是時代意義上的幕僚（5）

至於再往後幾十年的顧準先生，他反覆地強調，兩黨制不如一黨制，*也只是粉飾門面，換湯不換藥，他夢想一種虛幻超驗的“科學精神”來改善人類的處境，而不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制度（《顧準文集》343~346頁），那樣的見識，幾乎就是一個殘酷的笑話了。

以上諸位，他們有好心眼，卻無鑑賞力。或不知深淺，或不識大局，若此探悉利弊，自然不得要領。他們缺乏的則是鄭先生那樣的眼力和魄力，故其對大局認識尚未登堂入室、舍筏上岸。比他們早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鄭觀應，所反覆推揚的，卻是“君主權偏於上，*權偏於下，凡事上下院議定，君謂如實內即簽名準行，君謂否，則發下再議，其立法之善，思慮之密，無逾於此……”他最看重的是“此制既立，實合億萬人為一心矣”。包括當時日本羽翼漸豐，國力漸強，鄭先生即直截點明其“步趨西國”的制度的決定性，及憲政文化的普適性。

鄭觀應等一批人，啟動了當時社會的第一波的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