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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崙傳》、《彼得大帝傳》等外國“歷史傳記之類”的書籍，他基本都涉獵過，並且，從此類書中得到很深的啟示。後來，伊藤博文承認，“以前實施了的海防獻金和保安條令，均是取法於《加富爾傳》和《俾斯麥傳》”。正因為如此，伊藤博文對西方政治、經濟、哲學、歷史、軍事等都比較熟悉，也有著深入的理解，並且形成了切合實際的看法和主張。伊藤博文比李鴻章小18歲，但他第一次踏上歐洲國土卻比李早33年。伊藤博文留英歸國後，40多年間，又4次下西洋，4次來中國，在歐美考察的時間一共達5年半之久。豐富的西洋閱歷，使他更瞭解世界的大勢和各國的情形。顯然，按近代文化標準，伊藤博文要比李鴻章“文明開化”得多，在對西方文化以及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上，也深入得多，這使得他對於事物的看法，對於世界的理解以及在入世的洞察力和掌控力方面更勝一籌。

第九章 羞對後生（6）

反觀李鴻章，他有著好學的精神，有著改進的慾望，對於中國文化的理解力也可謂深入。但李鴻章對於西方的瞭解，顯然要比伊藤博文差很多。在深入理解上的薄弱，使得李鴻章在遇到事情時，便有些薄弱和力不從心，那往往表現為就事論事，在做事時缺乏高妙的手段和策略，也表現在對於事物的核心往往缺乏敏感力和覺察能力。以李鴻章的外交為例，李鴻章的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以夷制夷，輔之以息事寧人韜光養晦的原則。中法之戰，李鴻章希望利用英德以製法，被證明不成功；中日之戰，李鴻章又打算利用俄、英以制日，同樣被證明不成功；德國強佔膠州灣時，李鴻章又希望利用英、法以制德，還是沒有成功。不僅僅都沒有成功，反而屢失良機，頻頻受騙。這些，都由於李鴻章缺乏對於列強本質的認識，缺乏對於世界大勢的判斷。1896年李鴻章訪俄時，俄國財政大臣維特談及對李的印象說：“從中國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從我們歐洲的觀點看，他是沒有享受什麼教育，也並不文明”。

在李鴻章的思想中，對於西方真正的精神和思想的理解是淺顯的，是支離破碎的。而理解力，往往決定實踐水平。比如說在“國家”以及“國民”的理解上，李鴻章們顯然就沒有這樣的意識，而建立“國民國家”卻是近代化過程中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相比較而言，日本明治維新就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在國家由封建性轉向資本主義的同時，也完成了“臣民”向“國民”的轉化。它的課題一分為二：一是創立日本國，二是形成真正的日本人。前者是民族革命的課題，即建立與其他國家對峙的中央集權的國家，而後者則是資產階級革命的課題，為了利用人民的創造性和全體意見支援這個國家，從而實行改革以形成國民。日本較好地利用了西方的“開明之風”完成了“臣民”向“國民”的轉化。這種轉化是與近代生產力的發展和西方科技的引進與生產同步完成的。從這一點上來說，日本所進行的明治維新比李鴻章所實行的洋務運動要高妙很多。而李鴻章呢，顯然他沒有意識到“臣民”向“國民”的轉化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過程，在洋務運動中，他只想埋頭“就事論事”，“求強求富”只是變成物質甚至只是軍事上的單騎突進，這樣的結果，勢必造成洋務運動的短足，也造成洋務運動缺乏支撐的力量，從而遭受到四周各方的擠壓，變得越來越逼仄。最終的結果是，洋務運動不可避免地鑽入了死衚衕。

或許，將李鴻章與伊藤博文放在一起比較，論述他們的長短是不公平的。因為李鴻章與伊藤面臨的環境是不一樣的，他們的對手，那種潛在的保守力量也不一樣。李鴻章所面臨的是中國數千年的集權文化，農業社會在發展了數千年之後，到了清代，已經變得嚴絲合縫、圓潤自欺，新生的勃勃的力量，很難有成長空間了。在這種環境下，培植以自由、發展和競爭為主旨的新興觀念和土壤，所面臨的阻力，要遠遠大於那個偏僻的、弱小的、尚不成體系的島國。以嚴復為例，便可以看出中日兩國的不同。與伊藤博文一樣，嚴復也曾在英國留學，但伊藤博文回日本當了內閣總理大臣，嚴復呢，回國後只是在北洋水師學堂當了一名教官。李鴻章沒有重用他，只是讓他出出點子，教教書，直到甲午戰爭後，才翻譯出一本《天演論》。嚴復的遭遇，只是在重複無數精英的老路，中國的問題不是沒有高人，沒有智者，沒有思想家，而是成熟過度、自我封閉的制度與環境，毫不留情地把這些高人、智者一代代地悶死、放逐、邊緣化。

古老文化也是有拖累的，文化越深厚，負重也就越多；重力最大，行進中所引起的摩擦力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