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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曾國藩就因為排程不靈，平定捻軍進展不順，最後朝廷不得不派李鴻章接替了曾國藩的職務。李鴻章奉命接手“天津教案”之後，專門拜會了曾國藩。看到曾國藩長吁短嘆，心理負擔很重，不由勸慰一番。曾國藩問李鴻章：“你準備如何與洋人交涉？”李鴻章說：“與洋人打交道，我首先要同其打‘痞子腔’。”曾國藩怒道：“‘痞子腔’怎麼打法，你倒打給我看看。”李鴻章一笑：“我只是隨便說說。”

李鴻章到達天津後，還真將“痞子腔”派上了用場。與曾國藩的“以誠相待”不一樣，李鴻章的“痞子腔”就是“王顧左右而言他”，就是“說話不算話”，就是偷樑換柱、暗渡陳倉。這是典型的弱國外交手段，正面交戰不敵，只好虛與委蛇，以謊言對謊言，以欺騙對欺騙，以喬裝好客對虛偽的友誼。當然，這樣的手段對於李鴻章來說，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洋人勢力太強大了，李鴻章沒有其他辦法，只好“搗糨糊”，能“蒙”則“蒙”，能“糊”則“糊”，在不明時局的情形下，只好以“打太極拳”應付。李鴻章畢竟是草根出生，這一套對他來說並不陌生，李鴻章一方面與洋人討價還價，另一方面，暗地裡與俄國進行了溝通，因俄國只要求經濟賠償，並不要求人抵命，李鴻章便趁機在原先的判決上進行改動，將原來20名死刑改為16名死刑、4名緩刑。雖然改變並不大，但畢竟多保了幾個中國人的性命，算是有效緩解了尖銳的矛盾，也緩和了朝廷的面子。不僅如此，李鴻章還讓丁日昌從監獄裡找來16個死刑犯，頂替了這16個，矇混過關，斬殺了事。將流犯的官員，一段時間風波平息之後，又招回原地。李鴻章的“痞子腔”贏得了國人的叫好，“天津教案”所引起的風波，終於在李鴻章手上平息下來。而處理“天津教案”一事欠妥，對曾國藩的影響是巨大的，曾國藩傷心地說自己是“內疚神明，外慚清議”，變得心情抑鬱、衰頹日甚，終於在一年後鬱鬱而終。

曾國藩與李鴻章在處理洋務時的不同方法，與他們的學養和性格有關。當然，如果從更深層次的意義上來說，在曾國藩和李鴻章身上，還體現著中國文化所隱藏著的很多內在特質。中國文化不是完全的儒文化，它實際上是儒釋道的一體化，“溫良恭儉讓”只是表面的價值觀，在暗地裡，陰謀與心計無孔不入；當功名利祿受挫之後，往往又會潔身自好，甚至產生空的感受，偏向於出世——這就是道家和佛家的教義了。

第三章 曾門弟子（8）

曾國藩是一個讀書人，他身上攜帶的寬厚、智慧、誠實的人格特徵，是“仁”的集中體現，曾國藩可以說是中國精英文化的一個集大成者，一個謙謙君子。在他身上，充分體現了儒家的王道，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想的孜孜追求。於儒學來說，曾國藩是幾近完美的——於家庭，於同僚，於君主，在立德、立行、立言上，曾國藩都臻於極致。於家庭，曾國藩出身寒門，即使後來官位顯赫，但他一直簡樸務實，保留了耕讀之家的本色。曾國藩一生身體力行，嚴以律己。在對子女和親屬的教育上，曾國藩雖然戎馬倥傯，西征北討，但他一直不放鬆對子女的教育，堅持言傳身教。優良的家風，良好的教育，使得曾氏一門人才輩出：其長子紀澤精通詩文書畫，是晚清出色的外交官；其次子紀鴻喜愛自然科學，在數學研究上造詣較深，可惜英年早逝；其孫輩曾寶蓀、曾約農後來都成為著名的教育家和學者。

於同僚，曾國藩一直寬厚為上，以仁待人。比如說，對於左宗棠，曾國藩有著知遇之恩，但左宗棠一直恃才自傲，出語尖刻。每到此時，曾國藩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淡化處理，在把握住大局的基礎上，有時也做必要的妥協。曾國藩善於發現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僚中，許多都是原先科場和官場不得志者，經他的發現、調教、保舉，不少人都出將入相，官至總督、巡撫、尚書、侍郎等。他的手下湧現出一批經天緯地之才幹，比如說胡林翼、李鴻章、左宗棠、郭嵩燾、沈葆楨、丁日昌、曾國荃、彭玉麟、楊嶽斌、劉蓉、李瀚章、李續賓、劉坤一、李宗羲、錢應溥、梅啟照、倪文蔚等。此外，在曾國藩的幕府中，還有一批才高八斗的學人，比如薛福成、吳汝綸、李善蘭、徐壽、華蘅芳、黎庶昌、俞樾、趙烈文、容閎、陳蘭彬等。這些人才的和睦相處，與曾國藩妥善處理各式各樣的人際關係有關。有容乃大，這是湘軍集團在軍事、政治上獲得成功至關重要的原因。

於君主，曾國藩一直很忠誠。曾國藩從京城回湖南組織湘軍，正是為了響應《論語》中的一句話：禮失而求諸野。曾國藩含辛茹苦十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