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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額頭的皺紋,被照得很明顯,他知道,自己已不再是年輕人了,死亡離他已不遠了。
想起了死亡,他卻有些坦然了,他默默看著夕陽,那輪夕陽就像手裡的小齒輪一樣金光燦燦,也像自己的生命一樣,越到結束的時候,越是光華奪目,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那是人們通常對他的稱呼。可是,這美麗的夕陽,已經離落山不遠了,黑夜就快來臨了。於是,他趁著太陽還沒落山,想起了在成為“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之前的歲月,那個四十二歲才進士及第的窮舉人,那個在遙遠的廣東常常被學生們嘲弄的教師,那個在丹鳳樓上差點送了命的上海小商人的兒子。此刻,他聽到他自己的聲音,我是上海小商人的兒子,永遠都是。阿門。
夕陽終於消失了,夜幕降臨,北京的夜晚無處不透著一股涼意。夜晚是屬於死神的,他一直相信這一點,很自然的,他又想到了死亡。其實,他已經很熟悉死亡這個詞了,他看過許多人的死,也給許多人送過葬。比如,他的老朋友,義大利人利瑪竇。
那是耶穌誕生後第1610年五月,這個義大利人死在了異國他鄉——北京。他再也沒能回到地中海,回到他的家鄉。而那個時候,他忠實的朋友保祿正在家鄉上海的農村裡結廬而居,是在為保祿的父親,也就是那個上海的小商人服喪守墓,保祿的父親曾在死前不久接受過洗禮,洗名利奧。
保祿從上海趕到了北京,那時京滬之間的交通還不太方便,他是從大運河坐船來的。所以,當他抵達北京的時候,義大利人的軀體已經永久性的進入了棺材,保祿沒有見到他的最後一面。在那個時候,保祿曾想過,如果能夠從上海飛到北京,也許就能見上最後一面了。“如果從上海飛到北京”,在為義大利人操辦後事的時候,他的腦海裡卻時常浮現出這句話。
直到義大利人死後的第二年,也就是耶穌誕生後第1611年11月1日諸聖節,幾乎北京所有的天主教徒都集中到了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墓地柵欄墓地的公共教堂內。教堂裡燭光閃爍,香菸繚繞,在風琴的伴奏聲中,信徒們舉行完彌撒後,把義大利人的棺柩抬進教堂,高聲朗讀《死者祭文》,舉行喪禮彌撒並致悼詞。隨後,教徒們抬起棺木,緩緩走向墓地,送行的人們邊走邊哭,沉浸在哀傷之中。教徒們已在花園北端修建了一座圓拱頂、六角形的小祭亭,供奉著基督像和十字架,稱為喪禮教堂。教堂東西兩側各有一道半圓形牆,圈出了墓地的位置。花園中心原有四棵柏樹呈四方形排列,一座磚砌墓穴正好安置其中。
棺木送達墓地,在喪禮教堂前,人們再一次為這個義大利人祈禱。保祿走在葬禮隊伍最前頭,他親手拿起繩索把他的朋友放入最後的長眠之所。然後,教徒們在墓穴前行跪拜禮致敬,結束了葬禮儀式。從此,這個義大利人的身軀與中國的土地融為一體。
這就是利瑪竇的葬禮,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個義大利人已經死了十多年了嗎?他輕輕地問自己,好像昨天還在和他說話,在說什麼?也許是在說達芬奇,和他圖紙上的發明。
夜已經深了,星空裡一些東西閃過,他握著那枚小齒輪,緩緩地離開了院子。
史書上說,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啟,死於明崇禎六年十月初七的北京,也就是西曆1633年11月8日。
徐光啟的靈柩是從北京運回上海的,也是坐著一艘官府的大船,從大運河的水路南下。運河到了蘇州以後,大船再轉進吳淞江,也就是上海人所說的蘇州河。那時蘇州河的兩岸盡是水稻和棉花,一片滾滾的綠色,夾雜著寬闊而密集的水網。大船載著徐光啟的棺材在蘇州河上平緩地行駛,最後就進入了黃浦江,不久,大船就停在了十六浦的碼頭上。十幾名槓夫抬著紅木棺材走下了船,在高高的丹鳳樓下,所有的槓夫都感到棺材忽然沉了許多,於是他們停頓了一小會兒,抬起頭望了望丹鳳樓上高高的飛簷。然後,棺材又輕了,他們抬著棺材進入了上海縣城的東門。
在棺材上面,覆蓋著一條皇帝賜與的白緞,長長的白緞上用漢文和拉丁文對稱地寫著——中國大學生徐保祿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全中國最有名的最大的學者和名士……
棺材的後面,跟著一長串的送葬人的隊伍,全都穿著白色的衣服,其中有幾十個歐洲人,他們大多是耶穌會的傳教士,經歷過南京教案之後都顯得有些頹喪。他們排著井然有序的隊形,也沒有像通常的那樣吹吹打打扔紙錢,只是一路的靜默無語。送葬的隊伍穿過了上海縣城東西向的大街,幾乎整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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