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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盛讚嘆，在日本國內也出現了較為濃厚的媚外情緒。在上流社會，人們以過西式生活為榮，紛紛脫下和服、木屐換上西裝、皮鞋，首相伊藤博文還邀請了400多名賓客在鹿鳴館大開奢侈華麗的歐式化裝舞會，而日本在對西方外交時表現出的軟弱姿態，也引起了越來越多的日本人的不滿。在這種情況下，學者三宅雪嶺提出了國粹主義，要求“發揚日本特有的精神，振興日本固有秀質，以此維持國家的獨立開放。”國粹主義者讓日本人重新開始冷靜地審視自身的特點，反思對歐洲文化的態度。

雖然高山樗牛的日本主義和三宅雪嶺的國粹主義都在鼓勵日本人重拾民族自信上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但日本主義和國粹主義卻有著明顯的區別。在高山樗牛看來，國粹主義者的眼界未免狹窄，目標也未免渺小，他們只關注於日本國內，只知道宣揚國粹，而沒有看到日本在“廣袤世界中一國的地位”，缺乏世界角度的宏偉抱負。儲存國粹極其必要，但為了儲存國粹而不分青紅皂白地排斥西洋思想就難免陷入“排外主義”的尷尬境地。

在對待日本的傳統上，高山樗牛反對“唯我獨尊”，認為只要是對日本有益的東西就不必在意它的出處是東是西，應摒棄所有偏見審慎取捨，相反，對那些阻礙日本前行的因素，即便出自日本自身的傳統，也要毫不猶豫地丟棄。他對那些“日本主義是狹隘的排外精神”的說法嗤之以鼻，並認為日本就是世界主義，是立足天下放眼世界的公理。

生在甲午戰爭後的日本主義，恍若一面鏡子，折射出日本人對甲午戰爭的複雜心態，戰爭的勝利讓日本人自高自大，儘管在日本國內也有部分思想家察覺到任這種自大情緒蔓延高漲的危險，也有人對日本的侵略擴張滿心憂慮，但這些冷靜之聲都被舉國的狂熱情緒淹沒了。年輕氣盛的高山樗牛比福澤諭吉更為激進，在他眼中，日本不僅僅是“移向西洋”的文明國家、還歷來是“殖民的民族、征服的民族、航海的民族”，他將日本人和靠海盜起家、建立了大英帝國的盎格魯·薩克遜人等同起來，大力讚揚日本人的尚武傳統，並將古老的武士道精神和對外擴張的目標集合在一起。

不過初用戰爭證明了自己的日本，此時依然對橫行亞洲的西方各國心懷顧忌，他們雖然愈發看不起亞洲的其他國家，卻始終沒能放下對歐美人的恐懼。高山樗牛甚至認為歐洲人今天對周圍國家的所作所為，早晚有一天也會施加到日本身上。國家與國家間的競爭也是人種的競爭，白種人是不畏懼道德宗教的，他們慣常用伸張人道的旗號掩飾惡行，英國雖與日本結成同盟，可這種同盟卻脆弱不堪，日本人還不能掉以輕心。

對亞洲國家自大，對歐洲國家自卑，是甲午戰爭後日本人的一種微妙心態。對達爾文主義頗有研究的，也是這一時期影響甚大的另一位學者加藤弘之的話，精妙地反映了這種心態。加藤弘之認為歐美人是上等民族，他們勢不可擋，並已經佔據了亞、非、澳、美的大部分地區，他們總有一天會將世界收入囊中。到了那個時候，世界上便只有歐洲人這一種人種了，不過，日本人和亞洲其他國家的人不同，他們和歐洲人同屬上等人，“是和歐洲人一起橫行於世界，將天地萬物歸我所有的夥伴”。

德富蘇峰則是“日本膨脹論”的領軍人物，他像福澤諭吉一樣，前後時期的思想差若天淵，早期的他曾希望日本政府能從藩閥的控制中擺脫出來，希望日本人也能擁有像西方人那樣的自由民主，但從甲午戰爭醞釀之時起，他就成為對外侵略的堅定支持者，並沿著侵略之路大踏步地走了下去。1943年，為表彰他對日本法西斯做出的“卓越”貢獻，日本政府特授予他文化勳章。當然，日本戰敗後，德富蘇峰也被當作戰犯受到了中國的指控。

雖然“膨脹”一詞可以說是甲午戰爭後日本社會最流行的詞語之一，但綜觀整個日本，論起對“膨脹”的熱愛，使用“膨脹”的頻繁程度，卻沒有一個人能與德富蘇峰相比。早在甲午戰爭前，德富蘇峰就已經開始大量使用“膨脹”一詞了，譬如他曾形容甲午戰爭是“膨脹的日本，進行膨脹的活動的良機”。並認為透過這場戰爭，日本可以在東洋建立國民“膨脹”的根據地，讓世界瞭解“膨脹”的日本，讓日本上升至和其他“膨脹”的國家同等的位置，並在世界的大舞臺上激烈競爭。

這種個性突出的“膨脹”之說類似於福澤諭吉後期思想中的“伸張國權”，同是鼓吹侵略，“膨脹”二字又比高山樗牛“日本主義”、福澤諭吉的“文明戰爭”更讓人印象深刻，也更具煽動性。當時的日本思想家普遍將“強兵”當作“富國”的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