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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者菅沼貞三和芳賀徹認為，渡邊華山在自殺前幾個月完成的作品《千山萬水圖》中所描繪的面對太平洋的日本列島的東岸，似乎預示著列強對日本虎視眈眈的危險形勢，也表現了華山時刻牽掛著日本列島的心情。渡邊華山對日本局勢的憂心忡忡和華山的悲劇結局並不表示華山是一個悲觀主義者，華山的遺言中的“數年後為之一變”，恰恰說明了華山對世界局勢的敏銳的洞察力。

在華山受管制期間，與日本相鄰的中國開始了鴉片戰爭，中國已經遭受了列強的凌辱和侵略，東亞海面上的列強船隻頻繁往來。1842年的南京條約使日本成為東亞唯一的一塊沒被佔領的土地，但美國人佩裡的叩關讓渡邊華山的警示之言變為現實。

渡邊生活的19世紀30年代正是西方殖民勢力滲入遠東地區且迅猛發展的年代，日本和亞洲其他國家一樣都面臨著嚴重的民族危機。日本的閉關鎖國和對外政策已經不適應快速變化的世界形勢和社會發展，如何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和佔領、解除民族危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在鎖國政策下的日本很少有人能認識到日本所面臨的危機，渡邊華山坎坷豐富的人生經歷以及其擔當海防系的便利條件，讓他比別人更深刻更早地認識到了世界局勢的變化和日本所面臨的險惡國際環境。華山強烈的民族責任感被激發，為日本民族的前途感到深深的憂慮，並強烈意識到西方列強的先進性和日本面臨危機的嚴重性。為了拯救民族於危難，渡邊華山在認識到西方先進性的同時，積極瞭解、學習、研究西方的先進事物，並吸引了當時研究西方知識的日本社會的其他著名學者，使日本人對西方的理解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華山冷靜的大局觀也讓他自己成為了日本社會知識分子中的先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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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挺歐化”與“反歐化”（1）

鴉片戰爭讓中國的清政府意識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佩裡的“黑船”則讓日本看到了和西方的差距，大開國門。中國和日本，這兩個關係微妙的國家無論情願與否，都在外敵的脅迫下開始了“歐化”程序。

在世界歷史的發展過程中，近現代西方歐美國家的發展處於世界領先水平，以至於其他國家紛紛向其看齊，探究它們的發達之道，“歐化”一詞，也在這探究的過程中誕生了。“歐化”也就是“西化”，是指那些歐洲國家以外的其他國家學習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建立自己國家的過程。

因此說“歐化”是一種世界國家發展的動向，是世界國家追求進步的趨勢。但是在“歐化”的過程中，在不同文化的交融程序裡，又不可避免地會發生矛盾碰撞，“歐化”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更何況“歐化”本身就是傳統和現代交揉在一起的矛盾體。

需要注意的是“歐化”不應是一個國家的終極目標，而僅僅是一種強國強民的手段，學習歐洲國家之所長，是為了後來居上。“歐化”不是一個絕對的概念，“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古老諺語放到國際大環境上也同樣適用，所有國家都在發展，先進和落後都只是一時狀態，倘若哪天非洲成了世界上最富庶最先進的地方，為各國熱衷的恐怕就不是“歐化”而是“非洲化”了。同理，世界上也存在“亞洲化”、“澳洲化”的可能。

日本的“歐化”形成於明治時期，當時的知識分子，是“歐化”運動的主力軍，儘管日本跨入近代化國家的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但在“歐化”進行之中，日本也曾面臨重重困難。

日本的“歐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經濟結構、政治結構、文化結構。在這三個社會系統中，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順利“歐化”，文化結構的“歐化”卻舉步維艱。其實，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文化上的改革都最為艱難，文化是一種長期形成的意識形態，它世世相傳，深深植根於人們的思想觀念中，它是無形的，絕大多數時候，即使是受它影響的人，也察覺不到它的存在。有形的易變，無形的難改，面對浩瀚的文化，改革之人往往不知該如何下手，它牽一髮而動全身，似乎怎樣改都改不徹底，怎樣變都變不通透。那些和歐洲國家有著類似文化背景的國家在“歐化”文化時還相對容易，但對一直以來都只著眼於東方世界的日本來說，文化上的“歐化”難之又難。

文化結構的轉變又不能依靠技術和制度的變革來實現，而是需要透過在自身的創造、實踐過程中得到的啟發來轉變，憑藉外界的影響來轉變思想所需要的時間比較長，效果也不理想。日本文化最擅長針對不同歷史時期的特點，吸收消化外來文化，將其改造為適合日本特點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