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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地設“分社”的目的，為日本殖民統治在朝鮮的順利進行鋪平了道路。

1913年，寺內正毅與德富蘇峰就《京城日報》的組織形式簽署了《有關合資公司京城日報社合同書》。合同中規定了報社的經營形態為股份公司，總資金為7萬元，其中由德富蘇峰出資1萬元，寺內正毅出資6萬元。由此可見，由德富蘇峰出面經營的《京城日報》的資金大部分都來自總督府，資金上的依賴就導致了德富蘇峰人格上的依賴，進一步加強了報社與總督府之間的關係，為《京城日報》成為統治工具，德富蘇峰成為殖民打手奠定了基礎。自此，德富蘇峰頻繁來往於東京和漢城之間，從事報業的政治活動，為日本政府效力。東京的《國民新聞》不再是“推翻藩閥統治”的有力武器，德富蘇峰將其作為政府的機關報為政府辯護，朝鮮的《京城日報》則成為總督府的機關報對總督府負責，為日本在朝鮮的殖民統治辯護。

在日本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富蘇峰與當時《京城日報》的社長阿部充家聯手，以東京的《國民新聞》和朝鮮的《京城日報》為陣地加強了戰時的報道體制。在日本是否與德國開戰問題上，《國民新聞》認為日本完全有實力與德國一戰，並積極地予以支援。國民新聞社的常務理事給京城日報社社長寫信中也提到，在戰爭已經波及到東京之後，日本出動3個師，其中2個師團被派往青島，1個師團被派往中國的北京、天津、廣東、福建以及長江流域，國民新聞社主張發行新公債來支援日本軍隊的出征。作為創辦者的德富蘇峰時刻掌握著國民新聞社的政治方向，由此可見德富蘇峰也是支援日本參戰的。青島陷落，日本佔領膠東地區之後，阿部充家派《京城日報》記者前往青島，並指出如果以記者的身份不能進入青島，就以少將隨從的身份進入青島。如果在一定時間內不允許通訊，就派人到青島地區做實地考察，將日本對青島的整頓情況記錄下來，等允許通訊之後再發回京城日報社，這樣京城日本社才能及時掌握前線動態，在報道上佔有優勢。京城日報社將報社的興衰與殖民統治者的具體經營活動聯絡起來，使自己在資訊的獲取方面優於其他報社。《國民新聞》和《京城日報》的類似做法，將其聯合報道的帝國主義侵略色彩也顯露出來。《國民新聞》對戰爭的支援，與京城日報社的合作都表現出德富蘇峰人格的斷裂。

1911年，第二次桂太郎內閣成立之前，德富蘇峰成為貴族院議員，直接參與到了權力中心，成為了一個地地道道的政治家。德富蘇峰與桂太郎關係密切，被稱為桂太郎的側近，曾經在輿論上多次支援桂太郎。在以後的諸多著作中也表現了德富蘇峰的政治立場，他從來都是把桂太郎定位第一，將《國民新聞》定位第二，《國民新聞》成為桂太郎政治立場的揚聲器，德富蘇峰成為桂太郎的發言人。

在桂太郎內閣下臺之後，德富蘇峰繼續向政治靠攏，處處為內閣辯護。1916年，寺內正毅內閣成立，當時的很多家報紙聯合批判寺內正毅內閣的成立是歷史的倒退，是“官僚閥族”的再現，並積極要求實行憲政。在多家報紙的反對聲中，《國民新聞》積極發揮政府機關報的作用，為寺內正毅內閣辯護，稱只有天皇才能任命首相，是否實行憲政也是由國民做主，政黨不是國民唯一的代表者。很明顯，德富蘇峰是利用了天皇的權威來壓制反對寺內正毅內閣的呼聲，讓寺內正毅內閣的成立趨於合理，這也表現出他迴歸儒學的一面。

大正中後期，德富蘇峰與寺內正毅斷絕了關係，開始集中精力撰寫《近代日本國民史》。這一時期德富蘇峰人格斷裂的表現已經從靠近政治、積極從政發展到對國民進行教化，將它的“皇室中心主義”和“國家認同”觀念傳遞給國民，將國家推向戰爭。

四、知識分子對日本天皇體制的推力（4）

整個大正時期，德富蘇峰的人格斷裂特點就是直接參與並策劃了殖民統治的新聞政策，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者。透過與藩閥勢力的合作，其政治立場與內閣立場保持一致，他直接參與政權，利用傳統儒學為內閣進行辯護，利用“皇室中心論”教化國民。

昭和初期，德富蘇峰繼續用“皇室中心論”和“國家認同”理論教化國民，並透過著書和演講等活動宣傳自己的主張。1936年，德富蘇峰擔任了大日本國史會的會長。1938年，發表《皇道日本的世界化》和《明治維新與國民精神》鼓吹“皇室中心論”。次年出版了《昭和國民讀本》，重新闡釋了儒學，並宣揚對外侵略擴張。之後，他還和頭山滿、松井石根向近衛文首相提交了《即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