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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在我父母下放農村時，那時我四五歲，村裡田埂上電線杆上高高掛著的那個又圓又黑的大鐵嘴高音喇叭，一天早中晚三次，唱的就是這首歌。這首動聽的歌，使我自小就對天安門廣場充滿了神聖的崇高的無限的嚮往。我常想，等我長大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天安門。

等我長到二十歲的時候，我被選送到北京讀書，我真的看到了天安門，可是，我沒能找到天安門的雄偉壯麗，沒能感受到“天安門上太陽昇”的那種美好希望，儘管我在天安門廣場坐了一夜，等著看早晨四五點鐘太陽昇起時的天安門。

太陽確實從廣場天的那一邊升起來了，除了那一圈暈紅外，我看到的是和白天一樣的灰濛濛的天，灰濛濛的人群。他們一個個無論男女老少，個個都顯得疲憊萎瑣，緊繃了臉，緊鎖著眉，臉色陰沉，黯淡無光，面板像遮滿了塵垢。我忽然後悔來到了真正的天安門廣場，它擊碎了我腦中最後一串偉大、莊嚴、神聖、雄偉這些理想的詞。

這以後，我變為懷念更古老的從前了。我懷念佛堂裡彌佗佛的臉，他咧嘴大笑，開朗坦蕩，無憂無慮；還有觀音和如來佛的臉，他們慈眉善目，眼含悲憫，嘴帶微笑，端莊安祥，寬容溫和，用寧靜的光輝照耀著每一個面對他們的心靈。他們臉上的線條柔和圓潤舒緩，這是過著富足從容的生活，擁有美好的心靈和幸福人生的人，才能刻畫出的線條，難道那個遙遠年代的人們會比現在生活得更從容富足自由幸福嗎？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不會日日操勞奔波爭鬥，行色匆匆。

海口的白天，依然是那副蕭條寂寞的樣子，可是到了晚上卻是萬家燈火，流光溢彩，金碧輝煌，鶯歌燕舞，人們喝著軒尼詩、茅臺、老窖、日本清酒，還有半杯泡沫半杯啤酒的嘉士伯、貝克，摟著小姐，聽的卻是《南泥灣》《九九那個豔陽天》《送戰友》《一條大河》《打靶歸來》《白毛女》選段。那些從延安唱到到土地改革唱到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歌曲，緬懷著毛澤東時代的大公無私，普遍貧窮的好時光。當然，場場不少的是海南的經典特產《紅色娘子軍》舞劇。解放後，大陸那邊的人知道遙遠的天邊還有個海南島，大都因著這個舞劇改拍成的電影。只是現在舞臺上的跳瓊花的那個女演員的衣服更新更時髦更窄小更鮮豔了，把高高的胸脯繃得緊緊的高聳著，讓人擔心那裡面裹得嚴嚴實實的兩隻小白兔隨時會蹦出來，男人們的眼睛總是使勁地盯著那跳動的兩團。電影裡的女演員原來穿的是一條破破爛爛的紅褲子，現在他們改穿了短短的紅裙子，女演員起跳、騰挪，旋轉、跨躍、大劈叉時，紅色的裙子隨之高高地飛揚起來，距離只有三尺遠的男人，把女演員那性感的大腿，小小的黑色、藍色、紅色、白色底褲看得清清楚楚。此時男人們總是興奮得大叫“好！”熱烈地鼓掌，要求“再來一個”。

在這個懷舊的年代，阿蓮幸運地成了海口各個夜總會和俱樂部爭搶的當紅歌星，或稱當紅民歌手，她除了在世貿歌舞廳當專職歌手外，晚上還要趕五六個場，雖然累些，但那種被大眾喜愛、欣賞、需求、渴望的滿足感、愉快感是難以形容的，也是什麼都取代不了的。還有一個月二萬多元的收入，使她能支付黃健天天耗去的公關費、房租費，才能支援黃健去賭這一場。連她自己也不相信，熬到近三十歲，到了該下舞臺的年紀，卻在一夜之間紅了起來，真所謂好運來了，連門板都擋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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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請了知了來歌唱（3）

黃健運回武漢的那些由彩電、冰箱、攝錄機和一百一百當見面禮在親朋好友同學的孩子間散發的鈔票組成的重型炸彈，如願以償地炸開了武漢市那個曾一度向他關閉了的社交網。他在海南獨闖天下事業有成，從昔日一個樂器演奏員一躍而成為擁有註冊資金三百萬的大公司的總經理——一個集年富力強、英俊瀟灑、儒雅深沉、機智幽默為一體的青年企業家，黃健的傳奇故事，一夜之間傳遍了武漢市的中上層，成了那些有心闖海卻遲遲不敢行動的人們敬仰的英雄。

凱旋歸來的黃健，陸續在海口國貿大廈接待了隨後來海口考察的武漢市某某銀行的行長和信貸科長，還有武漢這廳那廳的廳長等等，對這些人的接待日程安排，一律是白天坐車觀光，路線是海口——文昌——三亞；晚上吃海鮮，去歌廳卡拉OK，找小姐，邀三陪，然後住進俗稱“雞場”南島大飯店。抽空引見海口的各種神仙，各方諸侯，場面熱鬧風光。只是所有的單都是由黃健買。直把這些考察的人物伺候得舒舒服服，開開心心，暈頭轉向：“黃健，你小子行，混得不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