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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所言正確，在隋文帝、隋煬帝之後，還有一位小皇帝，是隋煬帝的孫子，叫隋恭帝，僅在位一年（公元617—618年）。這種在歷史長河中鮮為人知的事情，希拉剋也有所瞭解，給揚州之行的中方人員印象十分深刻。

2004年1月26日下午在巴黎奧爾利機場，在等待胡主席專機降落之際，希拉剋與趙進軍大使聊天，突然談到上海博物館在香港市場高價收購漢代竹籤，認為這是保護中國文物的一個好辦法。當時在場的有我文化部長孫家正等和其他先期抵達巴黎的中國政府高官，希拉剋的重大訊息使大家倍感驚喜。大家再次佩服希拉剋對文物保護的重視，連一些犄角旮旯的事都很清楚。

讀者可能以為，希拉剋喜歡中國文物是為了讓中國客人高興。實際上，希拉剋這種“大玩家”的水平在法國，乃至西方世界都不是秘密。記得有一位美國攝影記者將出席歐盟首腦會議的希拉剋拍了下來。照片上希拉剋全神貫注在一本書上做眉批，許多讀者以為他在做筆記，但書名卻洩露了天機，因為那是一本有關中國青銅器的書。我猜想那可能是一次馬拉松式的歐盟會議，可能會議內容枯燥無味，也可能是誰給希拉剋“進貢”了這本新書，讓他“愛不釋卷”，以至於帶到了會場。我幾次與愛麗捨宮的朋友聊到此事，他們沒有正面證實，但明確告訴我，總統喜歡中國和亞洲藝術到了入迷的地步。若不是他國務纏身，他肯定會出席巴黎所有的東方藝術的展覽和研討會。但即使如此，總統還訂閱專業雜誌，閒暇時瞅上幾眼，以至於他不用出門盡知天下大事。

寫到此，我問自己，什麼是“中國熱”？如果希拉剋是一介平民，他也許就是巴黎某東方藝術博物館一位慈祥的館長，抑或在巴黎某所大學教授中國歷史，而這些人，我在巴黎見過成百上千。我想，“中國熱”是中國文化自身的底蘊和法國人民對中國這種悠久文化的喜愛，其中，當然也包括總統希拉剋本人。

中國與法國的交往（1）

西學東漸——歷史上的中法交往

18世紀上半葉，隨著西學東漸，一些中國學者在法國傳教士的影響下，開始踏上了解法蘭西的征途。有稽可查的中國最早赴法國的中國學者或學生是黃某、胡約翰、高類思、楊德望。他們在法國一方面學習法國文化，一方面向法國人介紹中國文化，幫助瞭解中國，對當時的中法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促進作用。

黃某，福建興化人，我們只知道他的姓和1679年皈依基督教時的受洗名阿爾卡迪奧，中國名不詳。1703年他隨法國傳教士郎洪仁到法，並在法皇家圖書館工作，負責編寫《漢法字典》。他對中法交流的貢獻是與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的接觸，特別是詳細回答了孟德斯鳩有關中國哲學、宗教、刑罰、禮儀、語文、科舉、政治、歷史等方面的問題，可以說為孟德斯鳩瞭解中國提供了難得的第一手資料。

胡約翰，1722年隨傅聖澤傳教士赴法。當初傅聖澤回國時，康熙曾透過傅聖澤贈送給法王路易十五4000冊中國書籍。胡約翰在法國時，協助傅聖澤譯釋這些書籍。

高類思和楊德望是北京人，在京期間曾就學於法國傳教士蔣友仁門下，1751年赴法留學十多年，學習法文、拉丁文和神學，後又專攻應用科學、繪畫和銅版雕刻術。在法期間，他們曾拜訪法國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杜爾哥。杜爾哥向他們提出關於中國工農業技術、物產、歷史等方面52個問題，請他們回國後進行調查。他們回國後，與法國傳教士共同寫成《中國兵法論》、《米穀儲存法》、《中國古代論》等，作為對杜爾哥提出問題的回答。2003年秋，法國杜爾哥協會和岡城大*合舉辦杜爾哥經濟學國際研討會，杜爾哥後裔還專門給我打電話，希望邀請吳建民大使出席，原因就是杜爾哥曾透過其兩位弟子高類思和楊德望專門研究過中國當時的經濟學。記得研討會結束後，吳大使專門將有關此次國際研討會的資料帶給了我，我發現的確很有意思。

然而，最有意思的是，我國與法國真正的外交關係卻是由一位美國人牽的線，這是我始料未及的。1867年11月21日，恭親王奕訢奏請遣派前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為中國派往其他各國的特命大使。1869年1月24日，蒲安臣帶著華人隨員30人以中國使臣身份謁見拿破崙三世，並向拿破崙三世遞交了國書，從此確立了中法兩國的外交關係。1878年，郭嵩燾被任命為第一任中國駐法公使，同年5月6日在巴黎呈遞國書。

無疑，中法確立外交關係，對兩國交往起了關鍵的推動作用。然而，對中國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