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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院》，表現出其強烈的反封建、反教會的思想。1848年“二月革命”開始時，雨果已成為堅定的共和黨人，並當選為制憲會議的成員，成為法國國民議會中社會*左派的領袖。1851年，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雨果立即發表宣言進行反抗，不幸失敗，被迫逃亡到布魯塞爾。在長達19年的流亡生活期間，雨果始終未放棄對拿破崙三世*政權的鬥爭，並堅持寫作，完成了長篇小說《悲慘世界》（1862年）和最後一部小說《九三年》（1872年）。1885年5月22日，雨果在巴黎病逝。

雨果幾乎成了法蘭西文學的象徵。《悲慘世界》和《巴黎聖母院》這兩部世界文學名著，在我國擁有眾多的讀者，我們從上述兩部鉅著中認識了雨果偉大的人文思想和追隨時代步伐前進的一生。與莎士比亞和普希金等世界級大作家相比，雨果不僅其作品思想深邃，更難得的是對中國人民的命運所表現出的極大同情。讀者朋友一定還會記得我們中學所學的課文，雨果1861年11月25日寫的《致巴特勒上尉的信》。雨果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大義凜然，對1860年10月英法聯軍焚燬圓明園的罪行進行譴責，並傾情謳歌圓明園在人類文明史上無與倫比的藝術價值。雨果是這樣回答那位自鳴得意的巴特勒上尉的：

“……從前在世界的一方有個奇蹟：　這個世界奇蹟叫圓明園。藝術有兩種原則：　一種是構思，它產生了歐洲藝術，另一種是想像，它產生了東方藝術。圓明園是屬於想像的藝術……就像月宮裡的一座建築物，那就是圓明園……一天，兩個強盜闖入圓明園，一個掠奪，一個縱火。似乎獲得勝利就可以當強盜了；兩個勝利者把大肆掠奪圓明園的所得對半分贓……一個勝利者裝滿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另一個見了，也把一個個保險箱裝滿。於是，他們手挽手笑著回到歐洲。這就是兩個強盜的故事。我們歐洲人是文明人，中國人在我們眼裡是野蠻人，這就是文明對野蠻所幹的勾當。在歷史面前，一個強盜叫法蘭西，另一個強盜叫英國。但是我抗議。我感謝你給我這個機會讓我申明：　統治者所犯的罪行並不是被統治者的錯誤；政府有時是強盜，但人民永遠不會作強盜。法蘭西帝國侵佔了這次勝利的一半成果；今天，他以一種所有者的天真，炫耀著圓明園裡的燦爛古董。我希望，剷除汙垢後解放了的法蘭西把這些贓物歸還給被掠奪過的中國的那一天將會到來……”

在貝藏松，每天中午城裡的商店打烊時分，我會循著杜河潺潺流水，遐想著雨果童年的身影。（1991年11月）在中國人民受到欺侮和屈辱的時候，雨果代表世界的正義和人類的良知，與被侮辱被損害的中國人民站在一起。信中的字字句句，都說到了中國人民的心坎上。這也就是為什麼雨果在中國讀者心目中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而雨果之所以仗義執言，除其作家的良知和歷史責任外，還在於他對中國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對中國文化的由衷熱愛。在其長篇小說《笑面人》中，他是這樣寫的：“中國在發明方面總是跑在我們前面：　印刷術，大炮，氣球，麻醉藥，都是他們先有的”。雨果這種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後來在我調到巴黎工作後參觀其位於巴黎孚日廣場的故居時得到進一步證實。那是一個我常常帶中國代表團參觀的地方，是雨果生前居住的一棟小樓。在小樓三層，我驚奇地發現雨果將自己最大的會客室稱作“中國客廳”（Salon　chinois），裡面整整一組“中國題材畫”（Chinoiseries），包括19幅鉛筆畫、鋼筆畫和38幅“烙畫”，共57幅圖。其中一幅《熱情洋溢的中國人》還是雨果自己畫的。畫中人物，尤其是那條甩得高高的辮子，神采奕奕，十分傳神。

風情萬種話外省（2）

來到巴黎後，我真的發現貝藏松太小太小，它幾乎只有巴黎一個區大，相形於我所去過的法國其他大城市，它還是顯得過小，但它又是那麼充滿魅力和人文氣息，在我腦海裡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中午時分，城裡的商店職工都要回家用餐，所有店鋪都關門，如同我孩提時的家鄉古鎮，大人將此稱作“打烊”。我記得打烊時分，我會獨自一個人漫步在杜河邊，思緒萬千，看流水潺潺，而歷史就像這杜河的水，日日流淌，卻天天不同。我想，巴黎是雨果創作的源泉，巴黎因雨果而揚名，但雨果是從貝藏松走出來的，是喝著這杜河水長大的。是貝藏松的雨果給巴黎和法蘭西奉獻了一代文豪。

我在斯特拉斯堡當領事

斯特拉斯堡是法德邊境的重鎮，我對這座城市的興趣，如同我對法語學習一樣都源於都德的小說《最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