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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醜行。雙方見智見仁，給法國社會留下的是兩筆不同的精神遺產。

1964年中法建交，開始第二次全面交往，中法猶如一對新人，進入第二次熱戀階段。然而，“*”給剛剛建交的中法關係帶來了新的變數。紅衛兵、大字報和“毛主義”一度成為法青年和極“左”派追隨的物件。法國著名哲學家薩特親自上天安門城樓，與毛主席一道檢閱紅衛兵。發生在巴黎拉丁區的1968年“五月風暴”就是中國“*”的翻版。“*”等數不完的中國政治風雲使法國人對中國人民開始充滿同情，但也使他們中的許多人對中國的政治制度產生懷疑，甚至迄至今天，一些老人仍認為中國人民還在受難，還在捱餓。這些歷史的烙印和矛盾思想，影響了一部分人對當今改革開放後中國現實的瞭解。在他們心目中，中國永遠是個複雜難懂的國家。他們對中國社會缺乏切身體驗，對中國發生的一切不僅沒有同情心，相反持批評態度較多，特別涉及到中國的政治，常常要戴著有色眼鏡，理解少，批評多。因為他們對中國的瞭解只停留在過去他們所接受的教育，而這種過去的知識又以每個人對中國的情感立場有關。由於法國的多元文化，無論是“*”，還是“*功”，都可以在法國社會謀得一席之地。一些善良的法國老百姓對*等的信口雌黃也信以為真。因為，顛倒的歷史還沒有被完全顛倒過來。此外，以張藝謀為代表的中國第四代導演在法國觀眾中獲得巨大成功，這些中青年導演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依託，拍攝了大量中國古代文化、農村、“*”題材的電影，法國公眾從這些“大片”管窺中國，其心目中的中國自然與現實出現差距。這也是文藝題材本身的時代背景及其歷史烙印對法國公眾的影響。有一次，馬爾梅松的老市長伯梅爾夫婦在晚宴上與我無意談起戴思傑的同名電影《巴爾扎克和他的小裁縫》，我只是順便提到一下自己在“*”的經歷，80多歲的老夫婦居然對我的經歷“瞠目結舌”，認為太不可思議，我簡直可以成為一個傳奇人物。伯梅爾老先生是法國資深政治家、戴高樂抵抗運動時的戰友，連他這樣的法國政壇老政治家對中國許多事情都不甚瞭解，說明改革開放那麼多年曆史的烙印還真有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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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的赤字——誰之錯？（2）

“中國通”——一項需要與時俱進的職業

與歐洲其他國家文字相比，中文確實很難學，且中法又相距甚遠，中國的事情長期以來只好由一小部分所謂的“中國通”所把持。遺憾的是，我發現法國的這些學者，研究的興趣不是明清中國的小生產水平如何發達，就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如何不*，真正需要研究的中國經濟的現狀反而很少人研究。當然，中國通或中國學本身的定義就很泛，我這裡只是一般化的比較，如與英國和德國的中國學相比，法國很少在大學裡有類似的研究中心，就是有的話，研究的領域也大多與現在的中國無關，且研究的成果也只是為了學術，很難直接為企業或政府服務。

其實，法國的中國學或叫漢學是歐洲歷史上最早的，巴黎在18、19世紀被譽為世界“漢學之都”，當時在西方流傳著一句口頭禪“學漢學，到法國”。從1814年12月11日法蘭西學院開設漢學講座至今已整整190多年。也就從那時起漢學研究首次在西方的大學府中佔據一席之地，其後才是俄國（1851年）、英國（1876年）在大學裡開設漢學研究，至於美國就更晚了。在這近200年曆史中，法國的中國學者群星燦爛，湧現了雷暮沙（Abel�Rémusat，1788—1832）、儒蓮　（Stanislas�Julien，1799—1873）、安東尼·巴贊　（Antoine　Bazin，1799—1862）、畢歐（Gdouard　Biot，1803—1850）、沙畹（Edouard　Ch*annes，1865—1918）、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1894—1979）等漢學大師級人物，還有許多仍然活躍在傳播中國文化舞臺上的漢學家，如謝和耐（Jacque　Gernet）、魏丕信　（Pière�Eitienne　Will）、戴仁（jean�piere　Drege）、雷威安　（André　Levy）、白樂桑（Jo�l　Bellqssen）、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e）和弗朗索瓦·於連（Fran�ois　Julien）。這些漢學家研究的領域十分廣泛，從中國儒教哲學史、天文學史、　文學史、經濟史到敦煌學、數學、語